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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鲍罗廷的努力没有白费，孙中山对他表示了极大的信任，以至&ot;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ot;。孙中山甚至对其他人说：&ot;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就像听我的主张一样。&ot;

此时的孙中山，用他的话说：&ot;我们的脸转向了苏俄&ot;。11月25日，他明确写道：从前何以不从事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ot;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是从俄国来的。&ot;俄国革命之发动迟于中国6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ot;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ot;于是，他公开宣称：&ot;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ot;而且，孙中山相信，国民党从今日学起，&ot;一定可以成功&ot;。所以，他强调，从今以后，大家要固结团体，&ot;以团体奋斗，不专尚个人的奋斗；要靠党员的成功，不专靠军队的成功。&ot;

12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发表演说，再次重申了他的&ot;联俄&ot;决心。此时，孙中山显然已经意识到，俄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外国列强，取得革命成功，&ot;其原因则由党员能为主义的奋斗&ot;。由俄国革命之观察，&ot;我们当知军队革命成功非成功，党人革命成功乃真成功。以前吾人所不知的，现在可以明白了。&ot;所以，孙中山表示：&ot;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相同军队来奋斗。&ot;

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即1月16日，蒋介石回到广州。他再次向孙中山表示了对联俄的担忧，但孙中山认为他对将来的中苏关系&ot;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ot;

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天，孙中山向大会提交了由鲍罗廷起草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结果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强烈反对。他们声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绝对不同的主义，信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同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ot;不能融合在一起&ot;。

针对右派的反对，孙中山在21日的大会上指出：&ot;近来俄国内政进步之神速与前大不相同，故英、美、法、日等国之国会，均欲提议承认新俄罗斯。至于意大利，则已决议承认，故就利害而言，本党与之联合，将来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决无大害，此即为我海外同志所宜放心也。&ot;他还解释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ot;不过范围有大小耳&ot;。

1月25日，孙中山就列宁逝世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再次阐述了联俄的必要性。他说，列宁已经逝世，我们对之有何种感想和教训？&ot;我觉得于中国的革命党有很大的教训&ot;。什么教训？就是&ot;大家应该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此次大会之目的也是在此。&ot;他明确表示，本党此次改组，就是希望大家起来奋斗，&ot;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ot;，这是&ot;本总理的最大希望&ot;。

1月30日，大会进行选举。孙中山、胡汉民、张静江、廖仲恺、李大钊、于树德等25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邵元冲、沈定一、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17人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邓泽如、吴稚辉等5人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蔡元培、许崇智等5人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从选举结果来看，在国民党革命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当中，有10名共产党人，蔡元培、许崇智等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只当了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这个结果，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增长。

由于蒋介石对联俄政策的抵触，结果在这次大会上，他连候补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都没有捞上，只是在1月24日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对这样的结局显然是不满意的，加之他提出的反对联俄主张没有被孙中山接受，一气之下又回到上海。

3月12日，蒋介石给廖仲恺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他回上海的原因。他在信中写道：&ot;弟此次回沪原因，决非发于一时，亦非为一人一事而下此决心&ot;。他认为，国民党这样做是&ot;自陷绝途&ot;。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信中谈了他对莫斯科的真实看法。他说，对于苏联共产党，应该把&ot;事实&ot;与&ot;主义&ot;区别开来，&ot;不能应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ot;。据他观察，&ot;俄党殊无诚意可言&ot;。他告诉廖仲恺：&ot;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ot;。据他了解，在苏联，敬仰孙中山的，是共产国际的人而不是苏联共产党。他由此断定：&ot;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望我成功&ot;。&ot;至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ot;他还把苏联奉行的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原则同&ot;凯撒之帝国主义&ot;相提并论。他还讽刺中国共产党人在苏联&ot;完全成一俄奴&ot;，并且劝廖仲恺：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ot;则将来恐不能逃此弊耳&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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