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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1页）

到月底，审讯有了初步结果：通风报讯的是户部主事全孚，但此事牵涉到工部尚书陈官俊。全孚是户部参与陵寝工程的一名低级官员，由工部尚书陈官俊随带办事。由于全孚是庆玉的亲家，又是好友，庆玉案发后，陈官俊曾传询过他。事后，全孚便暗中报讯，使庆玉能抢在琦琛动手抄家之先，把家财分散寄存于属下官员、差役家中。

为了进一步查明真相，皇帝谕令定郡王步军统领载铨传讯全孚；命陈官俊明白回奏。陈在具奏中措词含混，空洞无实，皇帝深为不满，下令陈官俊解任、听候传讯，并警告他必须据实交代，若再含混，必当革职严讯，事件既然涉及到部堂大员，原来参与办案的总兵琦琛便显得资望不够。于是皇帝解除了他的办案职任，命其将全案解京，交定郡王载铨主持严审；又命文蔚将已经查出的物件查明封固、开单呈览，并切查有无其他收留寄顿之处，若有不实不尽，一经发觉，惟文蔚是问[5]

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40年1月30日），案件初步查明，工部尚书陈官俊与本案无关，但有过失。他在传询户部主事全孚时，尚不知朝廷已下旨要对庆玉抄家，但他猜测此案极有抄家可能，并在言谈中对全孚作了暗示。全孚将陈之虚词错当实事，立即通风报讯。陈官俊因有这层难言之隐，所以两次具供都含混掩饰，直到上谕严加申斥，才不得不据实交代。于是，皇帝以臆断失检、有失大臣之体，将陈官俊革职；全孚有心泄密，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对事先未能查报的工部有关员司，也分别给予议处[6]

不久，案犯庆玉在审讯中供出马兰镇总兵琦琛也曾收受过属员贿赂的银米马匹。皇帝命将琦琛解任，交定郡王载铨审讯。琦琛对庆玉指控供认不讳。皇帝姑念琦琛参揭了积年巨蠹庆玉的贪贿罪行，决定从宽处理，仅将琦琛革职，免于刑事处分。[7]庆玉作为本案主犯，著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年逾七十，不准收赎；其子内管领魁明，发往乌鲁木齐充当苦差。[8]至此，这场震惊朝野的管库司员贪贿案总算了结。

庆玉一案，只是道光皇帝登基以来基本查清的少数大案之一。明知有问题而因官官相护查不清的案件比比皆是。以各地仓库亏空案为例，近几年来，各省州县申报仓库亏空层见叠出，动辄盈千累万，但当朝廷一经下令查办，督抚往往以因公挪用为词，搪塞弥缝。皇帝明知个中原委，在地方大员为免于牵连而为劣员开脱，以图将就了事。对此，皇帝曾在道光十七年六月下了一道辞义恳切的上谕，希望各地督抚体谅国家大局，感知受恩深重，应该激发天良，秉公确查，不讲情面，严参属员贪污劣迹。上谕告诫：倘若狃于积习，一味因循而置国家仓库钱粮于不顾，将来一经查出，定将严惩，万无倖邀宽典之理。可是，谕旨下达后竟成一纸具文。三年来，各地依然故我，仅盐课一项，至本年累计历年短缺拖欠达2940余万两之多[9]而各地州县及盐政监督、司道等，仍一味掩饰，延宕不完。凡此种种，良可嗟叹。

事实上，清王朝吏治败坏，早在号称&ldo;康乾盛世&rdo;的乾隆末叶已日见昭彰，迨至嘉道年间已无可掩饰。时人对此多有指斥，私议所在，一是官吏贪鄙可憎，全不以国计民生为职志。&ldo;赋钦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者，天下皆是。&rdo;[10]有人指出：&ldo;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刮邑之钱米。&rdo;[11]贪贿敛财、祸国殃民，确是衰世时代政治败坏的重要特征。二是官场黑暗，苟且因循成风。京官惟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结，它非所知；谀媚而外，苟且弥缝、因循成例，不思革新进取。于是，圆融谦恭成为做官的诀窍。曾居枢垣长达15年之久的大学士曹振镛，自称做官要诀在多磕头、少说话[12]时人指出今&ldo;天下之大病，不外一个吏字，尤不外一个例字，而实不外一个利字[13]语多辛辣，鞭辟入里，活灵地道出了官场黑暗腐败的根本所在。三是人才窒息，万马齐喑。封建社会的政治，本质上是人治。人才的好恶多寡，往往被视为政治修明与否的尺度，所以历来把人才辈出作为治世的根本。嘉道年间，人材不兴，有人直率地说，那时不但君子少，即使是&ldo;小人&rdo;也很少，而当才士与才民出，&ldo;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rdo;[14]嫉贤妒才，求治自然不可得，朝野充满着&ldo;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rdo;[15]的大小官僚。食禄保位，不思兴革，思想凝固，闭目塞听，好似一团混沌。

清王朝已经从顶峰滑坡，衰世征兆日益暴露。有识之士，瞻前顾后，心寒神慄。但朝野不少人却仍昏昏然地把衰世当作盛世，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京朝诸贵公子，多以豪饮征歌为乐；宗室王公更挟妓弹唱，出入僧庙茶馆，行为放纵，令人不堪。朝廷曾屡颁禁令，要他们自重自爱，然而说者谆谆，听者藐藐。自道光十八年以来，这类伤风败俗的行径屡见发生。先是惇亲王绵恺藏匿优伶，又将部库领出官俸银罚扣抵补私亏。东山事发后，绵恺被交付宗人府严加议处。接着，查出贝勒奕绮赴尼庵唱曲，并与人在庵内打斗逞狠，也被按例交宗人府议处，上谕再严加痛斥。不久，又揭出庄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常去广真僧庙中吸食鸦片；镇国公绵顺，则带同妓女赴庙内唱曲。这般王公贵胄把高贵的身份完全抛在脑后，呼朋引类、争风吃醋、赛富斗财、沉溺声色，一时闹得朝野嚣然。皇帝为此下严旨查办，务期各得其咎。结果，庄亲王奕窦被革去王爵，辅国公溥喜革去公爵，各罚应得养赡钱粮二年；绵顺革去公爵。[16]涉及此案的一批司员，也获严处：内务府郎中文亮、笔帖式通桂，以祝贺广真生日为名，挟妓赴庙弹唱，迨经拿获，又假报名姓，企图混矒脱身；理藩院郎中松杰，已在保送副都统之列，不知自爱，参与致送广真生辰香资，并容妓女在屋唱曲。上谕著将文亮、通桂、松杰等统予革职，发往热河效力赎罪[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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