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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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章（第1页）

反之，则对社会进步起阻碍作用，而且经济改革必须呼唤政治改革的同步发展。然

而，亲自签署农奴制改革法令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政治改革忌讳莫深，表示：

“他反对制定宪法，不是因为珍惜权力，而是坚信宪法对俄国无益，将导致它走瓦

解。”19世纪80年代，新任内务大臣洛里斯·麦里科夫重提政治改革设想，建议成

立吸收城乡各等级代表参加的立法草案筹备委员会，扩大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的

自治权力。此举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御前大臣斯特罗格诺夫在最高国务

会议上激烈反对：“这条道路将一直走向立宪，而这对于陛下和俄国都是不情愿的。”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1881年5月11日发布捍卫专制制度的诏书，改革方案被否决，

60年代开始的改革运动到80年代结束，开始了80年代至90年代的黑暗统治。

20世纪前的改革运动说明，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俄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是冲

击俄国旧制度的常态形式，它以渐进、积累的方式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

路。但同时，彼得以后时代（直到19世纪末），俄国全部历史或许可以解释为一系

列改革和相应伴随的上层反改革。沙皇政府明显地将改革作为摆脱统治危机。维护

自身利益的手段，而不是主动地体察社会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因此改革

总是浅尝即止。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经济变革，希求以经济发展巩固“国基”，

但决不容许“国基”本身——专制制度有任何变动。

世界历史发展表明，社会进步仅仅依靠统治阶级对自身的改革是不够的，因为

统治阶级在历史趋势面前的自省自识毕竟有限，更难有长远的预见能力，旧制度对

新生事物的容忍程度也毕竟有限。当改革达到一定极限，社会再不能进步时，就需

要用革命的暴力解决问题，即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

作为伟大的改革时代的话，那么20世纪初对于俄国来说就开始了伟大的革命时代。

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取代封建经济，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已经形成。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将彻底推翻沙皇专制制度，

实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资产阶级在一定意义上，是未

来资产阶级社会的直接主人，与专制制度和地主贵族阶级的固有矛盾也逐渐激化。

“流血星期日”事件后，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不可阻挡地爆发了。列宁指出：

“无产阶级在一天中所受到的革命教育，是他们在暗淡、平常的、受压制的生活中

几日几年都不能受到的。”自由派贵族人物维特也看到，“整个俄国都对现状，即

对政府和现存制度不满。大家都不同程度上自觉地，甚至是不自觉地要求变革。”

在莫斯科工人12月武装起义的日子里，尼古拉二世沙皇在给皇太后的信中写道：

“神经已绷紧到极点……两条道路选择之一是：立即派出军事人员平息风潮，然后

稍事喘息，经过数月再次使用武力，但是这将血流成河，而最终仍导致现在的局势，

结果仍是在将来不得不实行改革。”1905年10月17日，沙皇政府颁布《整顿国家秩

序宣言》，宣布实施政治改革，标志俄国专制君主制开始向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转

变，表明俄国政治现代化终于开始。随后，斯托雷平从1906年开始经济领域的改革

——土地改革，以行政手段加强农村中的阶级分化，扶植富农阶层以充实沙皇统治

的阶级基础，列宁认为：这一行动成为“在不废除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条件下，

可以打开的最后一个汽门。”英国历史学家基普认为：“1905年革命不过是一场更

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动的前奏，这场大变动将要把19世纪俄国的遗产扫荡无遗，开辟

出令人陶醉而又惊心动魄的新的宏伟前景。”

沙皇政府以改革部分缓和了与资产阶级的冲突，但到1915年，两者间的矛盾再

度激化。沙皇政府连续解散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罗将科

宣布：“政府从此在自己与国家杜马之间筑起了不可克服的障碍”，资产阶级与地

主贵族阶级相互联合、相互利用的“六·三”体制瓦解。帝国主义战争给俄国农民

带来了无尽的灾难，战争带来的动乱增强了农民的爆炸情绪。少数贵族军官与资产

阶级密谋发动宫廷政变，废黜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这种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危机已

达到异常激化的情况下，实行较为彻底的政治改革是惟一的出路。但是沙皇政府和

地主贵族阶级限于其短视的政治目光和狭隘的阶级利益，不能承认这个事实，只是

顽固地拒绝作进一步让步，采取政治高压手段，严禁一切政治反对派活动。如果说

改革可以或多或少地缓和阶级矛盾，防止或延缓革命的话，那么拒绝改革则必然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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