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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想当然（第1页）

——质疑网络时代的传记“写作”

自有电脑、网络以后，写传记就容易、方便了，把关键词输进去，搜巴搜巴，全能出来，还会告诉你，哪里查得见，省去好多事。像有关“蒋泥”的资料，他虽非名家，网上却也有百多条，且不断在更新。这人出过什么书，在哪些报刊上发过文章，哪些转载了，谁谁都有什么反响与评价，得过哪些奖励和批评，等等，大体一目了然。

好在他年轻，因时间定律，至今没能混成名家，像金庸那样如日中天，否则，好事者用不着招呼，会把他的全集搬上网，给他写上**本传，你瞧瞧，后来者再要弄他，费不费事？

怎么不费事呢？告诉你诀窍：先把网上含有“蒋泥”的所有内容、包括著作，一一下载，而后分门别类地参照、整理、归类，或以时间为序组织到一块，稍稍加进自己的注解，一部不算太赖的“蒋泥传”就滚烫烫出炉了。

想再使它资料翔实、丰富，比如你粗粗知道，蒋泥生于江苏泰州，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就读，那么，输入“泰州”和“解放军艺术学院”两个关键词，有关它们的介绍，地理如何，历史如何，文化传统如何，共出过哪些同类的名家，蒋泥自己如何交代、记录的，等等，就都出来了。

像施耐庵、郑板桥、王艮、柳敬亭、梅兰芳、贾平凹、钱理群、朱学勤、秦晖、莫言、阎连科、李存葆、黄国荣、王海玲、李双江、陆文虎、黄献国、张志忠、周大新、朱向前、徐怀中、王愿坚，甚至张若虚、秦观、朱自清、老舍、沈从文、王朔、余秋雨，以及杨广、文天祥、史可法……这些历史或当代文化艺术名人与政界人物，多多少少都在和他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传记作者根据事实与记录，或查找档案，或大胆想象发挥，保管错不了。

现在的蒋泥不够格，比不了金庸，他拿不出几样象样的大作，也没有“乡下人”沈从文那种自信，不到三十岁，就敢写“从文自传”，写出来满像回事，连皮带肉挂血全端出来，震撼世界，当时就受到多人喜爱，所谓“蒋泥传”，就不免是“快乐的想当然”，过把瘾而已。

金庸就不同了，他著作等身，单武侠小说就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一个《越女剑》，共计十二个长篇，三个中篇，近一千万字。一套36册北京三联正版的“金庸作品集”，约七八百元，从1994－2001年，七八年来平均每年销售一百多万册，倘加上其他的，加上盗版，他的小说每年每本过一千版，销量在一个亿以上。

随着中国中央电视台不断将它们改造、加工，制成笨拙的电视连续剧，在大陆一波一波推出，这个数肯定还不断看涨，真所谓家喻户晓，到了“哪里有人，哪里就有金庸”的火爆地步。

在言论、出版自由的香港，金庸还自办报纸、杂志、出版社，有《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窗出版社、明报出版社以及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等，出自己的书，连载自己的小说，发表自己的文化随笔、政论与社评。并涉足印刷、旅游、房地产诸业。短期在电影公司又做过编剧和导演，参与过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受聘到牛津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高校讲学，风劲十足。要有人写他，上网扒拉，条目与内容，恐怕是古往今来中文作家和人士里，字数上最多的一个，资料何用发愁？

傅国涌的《金庸传》，是中国人写金庸的起码在第十本以后的传记，资料的丰富可想而知。他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称，“本书的写作参考了大量互联网上的资料，未能一一标明出处”，因此，洋洋近五十万言，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他不觉有多吃力；联系到他的岁数，“1967年出生”，把金庸直写到他迄稿前一个月，“2002年8月28日”，以及最近在香港还出版过一部书，扒拉出二十来位大陆当代自由“知识分子”，到我的朋友，近几年才成名了的摩罗、余杰为止，逐一介绍他们的“思想”，我约略就知道傅国涌是如何凑巴、炮制的了。

这部《金庸传》，也难怪要比我读过的《“侠之大者”：金庸评传》、《文坛怪侠——金庸传》、《武林文宗》、《金庸传奇》、《千古文坛侠客梦：金庸传》、《金庸新传》等书，多了不少难得一见的、大量的作品摘抄、剪贴，和金庸学生时期与创办“明报集团”过程中的艰辛经历，以及近些年金大侠的主要活动等。

好的传记，那些能够流芳百世的经典，不仅需要翔实的资料，更要学会剪裁，走进作者心灵世界的深处去，挖出来的东西，才能启迪人、快乐人、激动人、冲击人。这是我的经验体会，一个已看过一百多部传记的人的“阅历”。

至今为止，也只有两个人写的传，给过我良多激励，我不管书名和内容，一律必买必看，那就是茨威格、罗曼?罗兰。

我读过他们的《巴尔扎克传》、《罗曼?罗兰传》、《断头艳后》、《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昨日的世界》、《托尔斯泰传》、《回忆录》、《贝多芬传》等。前者是钻进传主心里，细加揣摩，紧紧把握大的时代氛围，突露独特势位之上的人物，表露其全部的心理冲突与奔撞；后者则张扬了一种人格智慧的力量和精神气势，让你欲罢不能。

即便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高建国的《顾准全传》，赵鑫珊写贝多芬、莫扎特等音乐大师的传，居里夫人的女儿写她妈妈的传，和一个已记不得姓名的美国人所写的《司汤达传》，这几本曾经最感动过我的文字，传记作者也都是把自己融进去，贴着心在感受传主的灵魂与生命气息的。

《金庸传》里却不见这些东西，多见的是资料分门别类的堆砌。

资料也的确真不少，只要和金庸稍稍相一点关的，哪怕是”幕僚”、“膀臂”，也都值得信手剪贴，挨个介绍，以为资料充分就好整理、好写，与众不同，那一定是个误会。

“好写”不同于“写好”，它缺少了在梳理、剪裁、分析资料之上的，独到而富有深度的看法、见解，即司马迁那种“良史”的笔法，更不要说能走进传主的心灵里去，同感悲欢了。

一部《史记》，穷尽了一个人一生的学养与时间、心力，《金庸传》的作者，却是用一两年时间，而且是“业余”时间，就打发掉的。此间差异，不可以道理计。

例如，金庸的爱情、婚姻，在过去那十来本传记里，都少有涉猎，略作叙述。这诚然受传主尚在人世，不便透露与发表意见有关，但既为“传”，既决意为之，就应当敢于挖掘，评头论足，秉直行笔。

如此看来，多数传记是因着传主能传世，而有一定市场的。

我研究最多的几个人物，钱钟书、曹雪芹，包括金庸，单传记每位就读过有五六种之多，把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扫描到了，注意到了各人写法的不一样，许多细节倒大同小异，互相“抄袭”与“复制”，没留下太多的深刻印象。

尤其中国人笔下，往往注意罗列具体的事情；外国人却好提炼，拔上一个高度，站在世界范围的视角上，作平视或俯视，有典型化的细节，很具深度。

美国人金介甫写的《沈从文传》、胡志德写的《钱钟书》，和中国人凌宇写的《沈从文传》、孔庆茂写的《钱钟书传》，体例上就很不雷同，发现也大不一样。

这不能苛求作者，都写成名著经典了，就没几个敢于操刀下手了，尤其是那些快枪手。毕竟很少有传主是因作者而得传世的。

有谁还知道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皇后、一位奥地利公主是谁呢？

是茨威格的《断头艳后》，方使她传了世——只因做着国王的丈夫，缺点子性功能，安托瓦内特不得满足，天真、简单、**，就引致了社会的不满与动荡，一个王朝垮了台，她本人也上了断头台。茨威格是把这个人“立”住了。

这恰恰是众多《金庸传》以及这本《金庸传》的最大缺憾。

过去，我满以为自己对金庸是不乏了解的，读过他所有的小说，也看了他的一些随笔，就写了有关他的两篇文章《金庸透视》、《无知无畏的王朔》，在《社会科学论坛》等杂志发表，得到好评，收进一些书里。现在回头看，其实我对他也不是太怎么知底，写时有点“想当然”，倒是敢下结论、敢批评，自己快悦了一把。

如果预先把傅国涌这书里透露的资料全部看过，再来写他，那一定会更加丰满而切实。这恐怕是傅传最“抢眼”的地方。

不过，它好比巴金老人的《随想录》，只作了后人研究“文革”的一手资料，文中所提倡的“说真话”等等，照林贤治和我的看法（《读懂巴金》），那其实是小学三年级程度的。

喜耶悲耶？

2003年7月12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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