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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1页）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曾经认为，曾国藩的一生有三变是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勾画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第26节：第二章曾国藩的磨砺之功（15）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作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作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环境里，他

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ot;内圣&ot;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ot;内圣&ot;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ot;外王&ot;之道，主张经世致用。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ot;纯用重典&ot;，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ot;中庸&ot;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

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采，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申不害、韩非）。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馄说：

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有渐臻成熟，无以复加。泊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退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可说是一生多变。他是在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1857年2月奔丧至家，到1858年6月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在这一年半当中，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这段时光中，他反复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人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人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ot;以天下为己任&ot;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5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人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ot;真经&ot;。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你看：同样为人处事，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ot;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ot;，用道家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

第27节：第二章曾国藩的磨砺之功（16）

&ot;大方无隅&ot;、&ot;大象无形&ot;、&ot;大巧若拙&ot;，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ot;大柔非柔，至刚无刚&ot;，太妙了！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上了光明世界，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ot;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ot;。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ot;大悔大悟&ot;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ot;迥不相同&ot;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ot;无复刚方之气&ot;。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ot;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ot;而再次出山之后&ot;改弦易辙，稍觉相安。&ot;其中原因人多不知，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曾国藩个人对自己的&ot;大彻大悟&ot;既是痛苦的，又是满意的。苦在被迫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与行为；得意在毕竟发现了为人处世的&ot;真正&ot;秘诀--&ot;大柔非柔，至刚无刚&ot;。

1858年6月7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ot;大柔非柔，以屈求伸&ot;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出山后，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以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

的确是这样，曾国藩来长沙几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不记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上下的官场人人都感

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的确像换了个人，既然曾大帅如此谦恭，他们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消灭&ot;长毛&ot;。经过曾国藩的一番拜访、联络，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经与骆秉章、左宗棠商量，决定湘军张运兰部4000余人、萧启江部4000余人、吴国佐部1500人由曾国藩亲率人浙，首先抓紧备饷、备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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