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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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岛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尤其是凤凰的教育科学研究区的进度最快，新华初中和新华高中主体已经落成，虽然还没有装修，但是将就使用还是可以的，这两所中学，设计规模是容纳四万多名学生，是整个凤凰市唯一的初中和高中，全市所有小学生最后都会进入这两所寄宿制学校。现在，这里成了临时党校。1481名移民党员都被招收到这个地方。大部分党员是搞不清楚事情的真相，但是极少数负有秘密使命的党员明显感到了不安。召集特区移民党员的行动，很快引起的中共中央工作组的关注。在沉默三天之后，特共中央正式以文件形式向中央工作组通报了发生在特区内的政治渗透事件。中共中央工作组办公驻地。邓颖超组织了紧急全组会议。“同志们，刚刚接到特区中央党委的通报，说我们的同志在特区内秘密建立党组织。特共中央提出了对此事的抗议。这个事情首先并非出自中央工作组的命令，据特区的同志的称，参与此次事件的直接领导机关是中央分局的社会部。此事是否牵涉到中央社会部或者直接涉及到中共中央，目前还不清楚，做为中共中央派驻特区的派遣机构，我们需要尽快了解事情的始末，并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汇报给中共中央。”了解过一些情况的同志说道：“邓组长，目前的情势非常危急，据了解到的情况看，特区已经把我们的同志集中到了凤凰岛的几个建筑里面，四个纵队的同志也被限制走出营区。我们很担心特区会实行蒋介石的清洗中共行动。”邓颖超其实也很慌乱，尽管知道宁海涛不会作出这种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已经涉及到了政权，已经是超出个人关系的范畴，特区党委是否会作出激烈的手段，真的不敢保证。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结果必定是腥风血雨。工作组的同志有这样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贺子珍说道：“大姐，我相信小宁，即使发生最坏的后果，他们也不会搞阴谋诡计，说实话，我们这些人还不值得他们搞阴谋诡计。估计他们现在在等我们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现在瞎猜没用，先把事情跟中共中央汇报，让他们先搞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央是个什么态度，弄清楚之后，我们再找小宁谈。”邓颖超点点头：“子珍说的不错，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同志们应该发现，特区虽然有些地方与我们的主张有区别，但是，究其根本特区走的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是真心实意为移民生活生产解决困难的，农村社会结构完全符合社会主义道路，在农村实现了农民自治，甚至永久的免除了农业生产的所有税收，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意味着农民真正实现了命运的自觉。而土地不能买卖，从制度上保证了农业土地不会被兼并，创新性的保险业务，又让农民不会在荒年生计无着。可以说从事农业的人口真正实现了彻底解放，特区对农民的扶持程度远远超出我们能做到的，可以说在特区农村，已经没有阶级存在。这不是我们要实现的社会理想吗？”工作组的同志在心中理了一遍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确实如邓颖超所说，即使中共获得了全国政权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特区的做法是用工业和财政支持农业，这就需要强大的工业实力和足够的财政收入。从这段时间的调研来看，特区的工商业实行的是双轨制，在涉及国计民生和重要工业上实行的是国有股份制，企业的性质中既有国有的性质，也有私人的性质。譬如炼化厂、石化厂、物流贸易公司等。还有一部分是由私人投资，国有资产入股四成的合营企业，企业中私人的股份多于国有部分，除了年度审计国有资本股甚至没有派驻党代表参与管理。譬如雅戈服装企业集团。前者可以理解成社会主义性质，后者则是称不上社会主义性质的，而起特区还鼓励移民从事完全私人股份的各种服务公司，譬如一些移民理发匠开的理发店完全私有，只要交纳一部分税收其余的收入都是个人的。这种现象和做法，工作组的同志是没法理解的，这与苏联的国有化和集体化两元结构完全不同。也就是说特区在工业领域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元结构，如果说这是一种制度过渡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显然特区完全没有任何迹象要对这种结构作出调整，甚至积极鼓励移民从事服务行业私人企业的发展。而且，更加重要的是特区党委对发动群众运动，提高生产积极性，扩充党的组织没有多少能动性。这方面完全是小资产阶级那种温情消极做法，一点没有共产党人为实现早日实现共产主义那种奋斗激情。会议结束后，工作组形成文件给中共中央做了汇报。于此同时，马都军事培训基地。四个纵队的人员被软禁在基地，让中央分局社会部副部长王胜变得极度不安。他很清楚自己在特区干了什么。事实上，从远在苏联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康生直接给他下达命令起，他就一直非常不安。康生要求他对特区的党组织性质进行调查并直接向他汇报，而且还要求他在特区秘密组织发动党员，取代中央工作组的工作，在特区建立起听命于共产国际，听命于王明的党的组织。显然这是不符合组织程序的做法，但是王胜是苏联中山大学毕业回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王明对他们这帮人的威信远远超过中共中央，甚至连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都是听从王明的。事实上，接到命令后还请示过博古，也获得了博古的同意。王胜清楚，即便是这样，也不符合组织程序。在特区代表中共中央的唯一组织是工作组，自己的任务即没有经过工作组的同意，也没有获得中共中央的授权，这样做的风险巨大。最终王胜接受了康生的命令，开始接触进入特区的党的干部，并多次开会讨论在农村建立党组织的方案和意见。连王胜都觉得奇怪，特区在这方面的迟钝令人难以想象，多次会议竟然无人过问和关注，而另一个出乎意料的是，在农村发展党组织的难度竟然这么巨大，几乎大部分农民在新的环境中没有了从事政治斗争的积极性，人们都忙于耕种自己的土地，甚至连原来深受欢迎的农会都有意回避。这种新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外，甚至他都迷茫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党的工作。一切的工作都是王胜假托中央分局社会部的名义召集的，等到王胜自己也不能解释特区农村的现象，才发生了王甄越过王胜直接向中央分局社会部发报的情况。现在整个营地被封锁，人员不能随便移动，王胜明白事情败露了，他明白如果继续坐等，他肯定会成为最大黑锅的背负者，即使特区饶了他，中央也不会放过他。不久，营区开始骚动起来。有一种说法开始在营区传播，说是特区党委要对中共党员进行清洗。很多经历过肃反斗争的战士们，从内心深处非常恐惧清洗，被谣言一传，情绪开始激动起来，有些战士甚至开始聚集起来。情况一触即发，整整四万多人，即使没有武器，只要煽动起来也是一支危险的力量。这些人一旦与特区发生冲突，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甚至连特共中央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结果。“同志们，你们想干什么？你知道你们这样做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吗？亲者痛、仇者快啊！你们冷静的想想，如果特区要对付我们，还需要这么千辛万苦把我们转移过来吗？把我们这些人留在中央苏区，不费特区一枪一炮，我们这些人就要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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