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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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第1页）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论是为官还是为民，不论是在顺利的情况下，还是在危难之时，都应象个共产党员的样子。雍村8年，我虽处于十分困难的环境中，但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动摇，共产党员的责任没有放弃。我还准备练好身体，有机会再为人民多干几年。

我每天坚持刻苦锻练，使膑骨已碎、韧带渐松、经常肿胀的膝关节逐渐健康起来。原来只能跛行，还常要依靠拐杖，现在却能日行6000步。我还患有胃窦炎、糖尿病、心脏病、脑供血不足等慢性病，但坚持早晚散步、打太极拳、做保健操，并注意劳逸结合、饮食适量，粗茶淡饭、心情开朗，努力和疾病作斗争，与健康同行，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其乐融融。健康的身体将保证我能做更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一○、生活多美好（1978年‐‐2006年）

●平反决定

1978年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南京军区空军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为所谓参与空军&lso;罢官夺权&rso;和&lso;盐城未遂兵变&rso;中受到打击迫害和诬陷的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ldo;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吴法宪、江腾蛟一伙，为了其反党乱军、篡党夺权、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采取种种阴谋手段，造谣诬陷，捏造了一个所谓&lso;聂风智、顾前黑集团&rso;，给聂凤智、顾前、张少虹等同志强加了参与空军的&lso;罢官夺权&rso;、搞&lso;盐城未遂兵变&rso;等莫须有的罪名。

在1967年12月召开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对聂凤智、顾前、蔡永、李赤然、周正勋、薛毓芳等同志强加了参与空军的&lso;罢官夺权&rso;、搞&lso;盐城未遂兵变&rso;等莫须有的罪名。在1967年12月召开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对聂凤智、顾前、蔡永、李赤然、周正勋、薛毓芳等同志采取隔离看管、限制自由、打骂逼供等法西斯手段，进行重点批斗；并对另一些同志在小组批斗。尔后，有的送&lso;五&iddot;七&rso;干校当候补学员，有的送农场监督劳动，有的专案审查，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

现已查明，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江腾蛟一伙强加的所谓&lso;聂顾黑集团&rso;参与空军&lso;罢官夺权&rso;和&lso;盐城未遂政变&rso;等罪名，纯系对一大批领导同志的诬陷、打击、迫害，是蓄意制造的冤案。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精神，南京军区空军党委五届七次全会决定，对上述案件中遭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为因此而受到株连的家属、子女、亲属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材料予以销毁。&rdo;

南京军区空军党委（盖章）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八日。

1979年7月9日，我接到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1979年4月9日的信。

1980年5月，我回南京军区空军办理8年中被没收的私人物品和个人应得待遇问题，包括从南京到西安的搬家费、房租费、书报费、所欠工资，以及妻子翟平因受株连而应恢复名誉等问题。赵昭政委、政治部车主任以及大多数干部群众积极帮我解决，他们找证据、查事实、立清单，很快将处理报告交到司令部。但司令员既不上报空军，也不给予答覆，还不满的宣扬：这些老家伙平反了还不满足，算什么待遇问题的帐！他对老同志毫无感情，目无党纪国法，致使此事久久未能解决。钱物、待遇对我本不是大事，但要讨个公道。

1981年8月，兰州军区空军通知我由雍村搬到兰空干休所归建。

●老骥伏枥

1982年5月，接到军委空军要我正式离休的命令，不久，我搬到西安兰空干休所四号。干休所有5栋兵团级住房，我这一套紧邻马路，噪音、污染严重，闲杂人员来往穿梭，极不安全。当时垃圾成堆，苍蝇老鼠横行。

按照军委总后的规定，我的住房面积应为270平方米。而这套亟待维修的房子是180平方米。1992年，兰空又增加了70平方米，每平方米给240元的修建费。这只是当时实际修建房屋所需费用的若干分之一，同兰州军区规定的每平方米600元的标准也有很大距离。

我自参加共产党，把生命都交给了革命事业，从不追逐名利地位，否则，按照我的资历和功勋，我也可以去争当个中将、上将。我信奉共产主义事业，注重共产主义者的人生实践。这绝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世。所以，在我的生涯中，我能够面对威胁险阻和对我的不公正，也能够面对赞誉、成就和功勋。之所以谈及一些不公正的待遇问题，是感到许许多多已近风烛残年的为革命奉献了终生的老同志，应该得到有些部门的应有关爱与重视。

虽然离休了，我还是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晚年再做些工作。

我被聘为陕西省老年书法协会名誉会长，曾于1987年12月赴京筹备陕西省老年书画展，其中还有我的作品：&ldo;老骥壮怀千里志，书画珍品现精神。高寿耄耋仍努力，皆为中华巨龙腾。&rdo;

我还被聘为陕西省航空联谊会名誉会长，参加了航天航空展览馆的筹建工作。

1986年，在我和几位老红军的呼吁倡导下，得到了西安市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协会成立了，我亲任副会长和革命传统报告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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