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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守城专家（第1页）

历史上高宣的地位尚存疑义，但陈规却是无可置疑的，因为他是世界上最早的管型火器的发明者。而且陈规还是一位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军事理论家，尤其是在守城方面，更是堪称墨子以后的中国古代第一人。

在历史上陈规主持撰写了军事著作《守城录》和《守城机要》，在《墨经》残缺以后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守城的核心思想及各种不同情况的应对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南宋的守御能力。历史上南宋末期四川依托堡垒节节设防，即使是一些籍籍无名的小将，也能令天下无敌的蒙军举步维艰，足以看出陈规开创的守城学有着多么巨大的贡献。

除了军事理论，陈规在实战上也堪称出类拔萃，他一生中指挥了数十次守城战，无不是众寡悬殊，却从未败过，绝对是守城的天才。而他最辉煌的胜利，则是历史上南宋对金军的最大胜利——顺昌之战。

虽然顺昌之战是名将刘锜与他一同指挥的，但刘锜一生中除了顺昌之战以及借顺昌余威不战而胜的柘皋之战，几乎全是败仗，而陈规则一生未败，真相如何不言而明。

当然，刘锜并不是一个无能之辈，像他那样智勇双全的将领在南宋军中还是难得一见的。只不过刘锜驭下不严，部下常有临阵脱逃甚至倒戈的情况，严重拖累了刘锜的表现。

但与陈规搭档后，两人互相弥补了不足（陈规不擅进攻与奇谋，刘锜不擅驭下与防守，真是绝配。），立刻成为了一对令金人闻风丧胆的黄金搭档，只是由于陈规为人比较低调，将功劳都让给了刘锜，所以历史上金人才只知刘锜，不知陈规。

更可惜的是，顺昌之战时陈规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战胜后没过多久便去世了。而刘锜没了陈规这个好搭档，从此一败再败，以至于最后愤懑而死，令人叹息

尽管才能过人、战绩辉煌，但历史上直到顺昌之战前，陈规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知州而已，问题出在宋朝令人哭笑不得的文官制度上。在宋朝，文官的提升主要是靠皇帝或者是重臣的赏识，而功绩只被放在第二位；而对于文官来说，行为举止是否符合礼法远比为国家百姓做了多少实事要重要得多。

偏偏陈规又是个不拘小节的人，结果动不动就被言官弹劾，所以大功常被小过冲抵，尽管陈规当地方官的时候不但清廉自守，而且治理有方。再加上陈规长期担任地方官，根本没有机会见到赵构，又不愿依附高官，自然没机会得到赏识，长期默默无闻也就不足为奇了

说来也好笑，宋朝号称是“重文轻武”，但历史上陈规若是武将的话，他最后的官位却应该不会低于岳飞。因为皇帝和文官们普遍看不起武将，所以小节上的要求反而比较低，甚至像历史上韩世忠和王德等大将擅杀的严重劣迹，最后都被赵构以“人才难得”为由保了下来，由此可见宋代的官僚制度是多么地不合理了

本来赵旉还想把刘锜也调过来与陈规搭档，但似乎一下子从西军调走太多将领不太好，便暂时搁置了下来。何况赵旉更看重的是陈规那天下无双的守城理论，而不是他的军事才能，所以刘锜暂时不来影响并不太大。

在赵旉前往淮西之前，赵构再次对南宋东军编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以韩世忠部三万多人为“神武前军”，驻守镇江，保证长江防线的安全，其中陆军只有一万余人；岳家军四万多人（不过岳家军中的辅兵数量最多，而且也有一定战斗力，加上去超过八万，不可以光看战兵数量。）为“神武后军”，岳飞也第一次和张俊、韩世忠等老资格将领平起平坐；张俊所部则一分为二，其主力被编为“神武左军”，约七万多人（因为撤编的军队不是给他就是给岳飞，而张俊又没岳飞那样挑食，可惜是“虚胖”），而部分精兵则与殿前司军合并，并裁汰老弱，由在“藕塘之战”中立下大功的张俊部将杨沂中担任主将，称为“神武中军”，总兵力一万多人，颇为精锐，并在其后的一年内迅速扩充至三万人；而新淮西军（刚建立时包括三千岳家军、一千义乌兵、一万多原淮西兵和八千多“八字军”，以及少量吴璘的亲兵。）与赵立的淮东军则统编为“神武右军”，总兵力五万多人（赵立兵力接近三万，但素质良莠不齐，大多只能守城和维持治安，可以野战的机动兵力不足万人。），以赵旉为名义上的主帅，但实则两军各自为政。

赵构现在的城府已经大胜从前，所以虽然有些舍不得儿子离开自己，却还是笑着为其送行，倒是赵旉的母亲潘贤妃哭得像是泪人似的，以至于赵旉不得不许诺定期回宫

年方七岁的赵旉带着自己未必忠心的部属们来到了淮西，这里本是大宋最为繁华的地区之一，可是经过这些年的三重洗劫（敌军、盗匪、刘大帅），已经是赤地千里。偌大的淮西，现在总人口已经只剩三十多万，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在饥寒交迫下苦苦挣扎。

赵旉实地体验到战争的巨大破坏之后深受震撼，这时前世便已困扰赵旉的一个问题突然有了答案，为什么古代中国自东汉开始在严格意义上（唐朝和明朝那种一衰弱便丢掉的扩张没有实际意义。）来说便停止了扩张，而民族性格也越来越厌战。如果说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显然并不令人信服，因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系是承袭自西周的宗法制度，而周朝却是华夏版图极大扩展的时期之一。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世界范围内出现反战思潮的背景是什么？是二次世界大战啊！”，赵旉自言自语道。正是由于有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怕教训，西方人才开始珍惜和平，因为他们此前的历史上从未经历过即使战争胜利也无利可图而且损失惨重的情况。而中国自秦代以后长期沿习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内涵则是官僚制度）大大降低了军事部门的效率，也令边疆地区的行政开支大大增加（山高皇帝远嘛，能捞就捞呗，再加上偏远地方的官吏普遍都想着找门路调回京里，边疆地区的经济又怎么可能发展好呢？），再加上缴获都归前线官兵分配的传统，使得对外战争毫无实际收益，而钱粮消耗却大大增加。

所以即使在境外作战，国内大多数人的利益依旧会受到很大损害。比如汉武帝时北伐匈奴，前后出动的军队不超过二十万，却差点令当时人口数千万的大汉帝国经济崩溃，而在战国时期这种规模的战争根本不算什么。等到宋代科举成为官吏选拔的主要方式，文人地位完全压倒武人以后，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岳飞第一次北伐时才挺进了区区几百里就因粮草匮乏而不得不撤军。在这种情况下，就算精兵良将再多，也不能再有汉唐时的广阔疆域了

而且这样一来，国内的反战情绪必然日益滋长，任何对外开拓的行为都成了“好大喜功”，在南宋时期这种思想更是升到了顶点。历史上宋亡的教训使得明初的民风短暂雄起了一把，但反战思潮的根源仍在，而官僚制度的弊端也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明朝自永乐以后便基本停下了向外开拓的步伐，国策重新变得保守内敛起来，以致于边患累年不决，成为明亡的原因之一。不过明朝毕竟有了宋朝的教训，没再犯下以妥协换和平的错误，所以在对外上明朝还是要强于宋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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