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共骑的原著(池莉)_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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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定义也有三层意思：其一，伟大是巨大的意思，他的艺术手法或思想水平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二，伟大是正动的，要推动历史的进步，希特勒之流是巨人，但不是伟人；其三，要求“伟大者”的思想和人品渐趋统一，文如其人是写作的最高境界。写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或人格分裂者，永远与伟大无缘，而且上述三条缺一不可。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伟大是我们永恒的精神高地，虽不能及而心向往之。具有了一个“灵魂猎者”的崇高感、庄严感、神圣感，又有了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写作中就会化腐朽为神奇，实现艺术的自我超越。伟大的作家可以是一个伟大的劳动者，但没有一个自称是“工匠”的，只有精神侏儒才这样委琐。永远不能自我升华，就永远是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

犹太大诗人里尔克，人称是“阳光和玫瑰花的情人”，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最初的玫瑰醒了，

它们的香味有点怕羞

像个轻轻的轻轻的笑；

以平坦双翼如燕飘摇

匆匆掠过了白昼。

每道闪光忸忸怩怩，

没有音响还会迟滞，

夜太新奇，

而美是羞耻。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终于累了，窗外元宵节的焰火升腾起来，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喝着凉水啃着馒头。爱情是要付出代价的，怜悯是要付出代价的，宽容是要付出代价的，忏悔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所有这些词，貌似简单，其实每一个词背后都有沧桑的故事。没有灵魂和思想的人永远悟不出这些，没有体验过苦难和孤独的人永远到不了这种境界，无论批评还是赞扬，对他们都只是纸上的概念，他们永远是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

呼唤“野性”蒋泥为莫言挑刺

为莫言挑刺

□蒋　泥

从“诺贝尔文学奖”话题开始

1999年，《北京文学》曾发表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长文，声称国内最有希望得此奖项的作家，一是太原的李锐，一是北京的莫言。

李锐暂不论，说到莫言时，作者认为：

莫言没有匠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80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姓退化了，生命委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被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与生机，因此，只有性　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十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十多年来，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并不重复自己，但是，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中，他始终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生命的旗手，他高擎着生命自由的旗帜和火炬，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

《百年诺贝尔》的作者，虽是我最为尊敬的中国文学理论家，但在对待莫言的评价、态度上，我和他是有不小差异的。

仅由他对莫言的感悟看，确乎发人未发，提纲挈领地概括出莫言小说艺术的独特风格了，可我在这段话里，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其一，作者没有一句在批评莫言，讲的全是好听的。这起码很不全面。可能受行文字数的限制吧。

如果这可以谅解的话，那么下一个问题就让人莫名其妙了：匠气和文人气、学者气，似乎都是文章作者所要排斥和批评的。匠气不可取，我们能理解，文人气、学者气为什么也要不得呢？二者的具体内涵指什么呢？

不明白。

就我看，数千年文学史上，我国的著名作家，恰恰都是带着点“文人气”、“学者气”的，诗歌、散文的深文奥义、委婉传情且不说，即使到明清小说，红楼三国、聊斋儒林、三言二拍，哪一部不带着很大的“学问”在里边？

到20世纪的前20年，文学发生分裂，形成两大流派。

一是以“五四”来命名、占据文学舞台中心位置的“新文学”流向，代表是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闻一多等。

一是处于文坛边缘地位的“本土文学传统”流向，代表是李伯元、鸳鸯蝴蝶派诸君、张爱玲、金庸诸君。

其中，作为“本土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的金庸，“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巨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把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系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但就是这样一个被作者极力称道的人，不属内地作家，他是在相对自由、不那么僵化的香港搞创作，最见特色的，恰恰是小说里的“文人气”和“学者气”。

其他名篇，如《京华烟云》、《围城》、《啼笑姻缘》等，也都带了些“文人气”和“学者气”。莫言身上难得有这样的“文人气”和“学者气”，这倒是他文章最大的缺陷之一，而不是什么优长——因了这个，他所有的小说，“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并不重复自己”，但形式上的花哨，不能掩盖背后内容上的“单薄”与形而下。

那代人欠缺有害的教育和“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带出了他这个叛逆，可惜，他的“叛逆”与“原创力”，只限于形式上，其精神、思想内核里，因着土壤的荒芜、贫瘠而有“毒”，再也上不去了，开辟不了能把全人类纳入一种两难状态的宏大结构，把我们难以想明白的东西填下去，从而提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营造一些无穷无尽的话题，到两可两不可的境界去，使每一代人都得不出结论，却一定会被卷入，投进思考，获得巨大的阅读经验。

他是有过这样的决心或信心的。他说：

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你将达到的高度，这里没有进步、落后之分，只有肤浅和深刻的区别。

我比很多中国作家高明的是，我并不刻意地去摹仿外国作家的叙事方式和他们讲述的故事，而是深入地去研究他们作品的内涵，去理解他们观察生活的方式，以及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红高粱》表现了我对历史和爱情的看法，《天堂蒜薹之歌》表现了我对政治的批判和对农民的同情，《酒国》表现了我对人类堕落的惋惜和我对腐败官僚的痛恨。这三本书……是一个被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实际上，莫言的作品很难具备太多思考的品性，缺乏那种永远无解的、形而上的悲剧精神。《红楼梦》的主题就具备了这样伟大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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