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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1页）

&ldo;合法性&rdo;的梦魇

虽然空前的极权，刺激、诱惑并催生了朱棣这样一个人物，虽然事实证明朱棣才是朱元璋构建的体制的合格继承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毕竟是以不合法的方式得到了似乎原本天生就该属于他‐‐‐或者说只有他方与之相配‐‐‐的权力；而在另一方面，他的权力越是来得不合法，他就越会想方设法、调动一切手段来强化这权力，结果二者反倒相得益彰，彼此生发，将各自的真谛发挥得淋漓尽致。

中国古代帝权的最高阶段，便以这怪异逻辑找到了自己完美的代言人。

朱棣以武力推翻建文帝，虽非不费吹灰之力，但确实颇为顺利，就像两个不同重量级的拳手之间的较量一样没有悬念。

他称帝的真正障碍，不是朱允炆，而是&ldo;合法性&rdo;。

当把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李景隆为他打开城门之时，战争结束了，然而朱棣却意识到，现在他才面临着真正严峻的考验。作为胜利者，他享受到的不是欢迎、拥戴和臣服。他赢得了战争，却没有赢得承认。史料为我们揭示出朱棣进入南京城时所遭遇的尴尬局面：迎降的朝臣不过百十号人，而&ldo;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rdo;{33}，这还不包括自尽者、被捕者。假如置换为现代民意调查的表述方式，朱棣的民意支持率不足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

朱允炆良好的声誉是一个原因。万历年间，李贽于《续藏书》借评述方孝孺其人之机，极大胆地在同洪武严政相对照的意义上，称赞建文的四年之治：&ldo;盖【洪武年间】霜雪之用多，而摧残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继之，专一煦以阳春。&rdo;比朱元璋为严冬，而把朱允炆比做阳春，乃至说他善始善终地（&ldo;专一&rdo;）只把温暖带给民间。这个说法应不过分。朱鹭在其诗《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里写：&ldo;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故忍忘？&rdo;严霜，指朱元璋；天命虽新，指朱棣上台。诗句中对朱允炆怀念之意甚浓。

不过，这是较次要的原因。虽然古代因为&ldo;人治&rdo;的习见，对贤君心向往之，但朱棣之不受欢迎，却不可以这样简单地归结到对他们个人品质的爱嫌。

士大夫，或者说儒家官僚，有自己的政治理性。它反映在若干原则上，例如君臣之义，宗法关系，王朝继嗣制度等。这些原则，基于儒家对心目中政治秩序的诉求，关乎它所理解的国家根本和大体，是不可破坏的，具有超乎道德之上的地位，也是优先于道德标准的最高标准。

孔子在世时，即有意识地致力于建立这种秩序，他在七十岁左右的高龄，完成了毕生最后一部著作《春秋》。&ldo;《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rdo;{34}此书之作，即为正名分、立褒贬，司马迁评曰&ldo;以绳当世&rdo;{35}，近人则称&ldo;儒家政治思想，以《春秋》为最高标准&rdo;{36}。孔子自己有一句话：&ldo;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rdo;对此，经学家刘熙解释为：&ldo;知者，行尧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见贬绝者。&rdo;意即《春秋》树立了一个标杆，明确了应该怎么做，和不可以做什么；为此，有人会拥戴，也有人会怨恨。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标杆呢？说到底，就是制度，是任何情形下国家政治都不能被侵犯被破坏的礼法‐‐‐甚至当从道德层面可以得出相反结论的时候。比如暴君被杀，依《春秋》的书法，也仍旧要用&ldo;弑&rdo;字，不能称&ldo;杀&rdo;，《春秋&iddot;襄公三十一年》曾记&ldo;莒人弑其君密州&rdo;，这件事，实际上是莒国国君为其人民所共弃，但《春秋》坚持称&ldo;弑&rdo;，因&ldo;弑&rdo;字当中，保留了以下犯上的意思，这层意思在孔子看来必须申明，哪怕那暴君已到了&ldo;国人皆曰可杀&rdo;的地步，国家体统仍是要坚持的。所谓&ldo;春秋笔法&rdo;，实际上就是借对历史事件的书写，形成评价，建立一套理性的政治原则。例如：吴、楚两国国君已称王，《春秋》仍坚持周天子所予封号，称&ldo;子&rdo;。公元前631年，晋文公很不客气地以霸主身份将周襄王召至河阳、践土（古地名，在今晋豫一带）接受诸侯朝拜，这是严重违反礼法的举动，《春秋》于是记为&ldo;天王狩于河阳&rdo;，因为&ldo;&lso;以臣召君，不可以训&rso;，故书曰&lso;狩&rso;&rdo;{37}。用这种记述方式，捍卫他认为绝不可以动摇的秩序。鲁惠公死后，嫡子（后来的鲁桓公）年幼，因此由继室之子暂摄君位，这就是鲁隐公，《春秋》对此事，很严格地写作&ldo;元年，春，王正月&rdo;，虽然确实发生了新君即位的事实，但在文字上绝对不用&ldo;即位&rdo;字眼，只用&ldo;元年&rdo;来表示发生了执政者的交替，这样死抠字眼，在于强调忠实于程序的合法性。

伪君子朱棣伪君子朱棣（12）

这种政治理性，经过一千多年来从汉儒董仲舒到宋儒程颐等的深入阐释，到明代在士大夫心目中已根深蒂固、不容移易，构成他们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概念。

最典型的事件莫过于嘉靖初年那场极激烈的&ldo;大礼议&rdo;。当时正德皇帝朱厚照死去，无子，由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入继，成为嘉靖皇帝。他在当皇帝的第五天就下令讨论生父兴献王的尊号问题，亦即想给父亲追加皇帝名号，一下子引起非常复杂的伦理问题。根据礼法，作为入继者，朱厚熜继承皇位的同时，便自动以孝宗朱祐樘为父（朱厚熜与朱厚照同辈），现在提出给本生父上皇帝尊号，实际上就成为&ldo;继统不继嗣&rdo;。以我们今人的眼光，可能觉得这种问题无关痛痒，而在当时，却事关皇帝权力由来是否合法的大节。于是由首辅杨廷和带头，满朝士大夫奋起抗争，双方僵持三年之久，最后演变成&ldo;左顺门事件&rdo;。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自尚书、侍郎至员外郎、主事、司务等二百二十位官员，以相当于现代静坐示威的方式，跪伏在左顺门外，务求皇帝纳谏，嘉靖几次传旨令退去，皆不听，仍跪伏喧呼。嘉靖帝大怒，出手镇压，除当即逮捕一百四十二人外，命四品以上八十六人戴罪听候处理；七月十七日，命所有参与此事的四品以上官员夺去俸禄，五品以下俱处以廷杖，受廷杖者人数达一百八十余人，其中，死于杖下者竟达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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