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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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1页）

&ldo;我们仍然是幸福的，一点儿都不感到沮丧。每次买到配给食品，都要互相打电话：&lso;快回家来，我搞到了糖，可以好好喝一次茶了……&rso;那时我们一贫如洗，哪有这些地毯什么的，真可谓家徒四壁……但我们很幸福。我们之所以感到幸福，就是由于我们到底活了下来。我们仍在呼吸、欢笑、生活……

&ldo;现在我经常应邀作报告。前不久我还向一些意大利姑娘讲了话。听人说，她们都是千金小姐。她们问我，你是战后出嫁的吧?不知为什么，她们以为战争中不能结婚。我对她们说：&lso;别人都从战场上带回了战利品，而我带回个丈夫……我们有个女儿，现在几个外孙也长大了……不错，我本来是想多要几个孩子的，可是体力、精力、财力都不允许。还有什么好说的……再上学读书是不可能了。我现在在综合技术学院里当实验员，我喜欢这个工作。经常和年轻人在一起，老也老得慢一些……

&ldo;两年前，我们当年的参谋长伊万&iddot;米哈依洛维奇&iddot;格林科到我们家来作客，他已经退休了。他也坐在这个桌旁，我同样是烤馅饼招待他。他和我丈夫交谈、回忆，他还能叫出我们那些姑娘的名字。&rdo;

在我离开之前，女主人塞给我‐包馅饼，说什么也要我收下：&ldo;这是西伯利亚的特产呐。&rdo;我还得到了长长一串地址和电话号码：&ldo;请把我们所有的姑娘都找一遍吧，她们一定会给你面子的。我们可不是装腔作势的人。你走后我虽然会病上一场，可是我很高兴，因为你认真听了我的故事。让我的回忆永远保留下来……

第06章　&ldo;我们只获得了小小的奖章……&rdo;

一九八o年，难忘的五月。我已经进行了两年寻觅、采访，往全国各地发出了数十封信。我的私人邮箱也象是成了兵役委员会或博物馆的信箱了；&ldo;航空飞行团女飞员玛林娜&iddot;拉斯柯娃向您致敬……&rdo;；&ldo;我受&lso;铁人&rso;旅全体女游击队员的委托给您写信&rdo;；&ldo;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向您祝贺……祝贺您已经开始的工作取得成功……&rdo;，&ldo;野战洗衣队的战士们向您报告……&rdo;。于是我此时仿佛生活在两代人中间‐‐既在四一年的年轻人中间，也在我自己这一代今天二、三十岁的人中间。我的心灵承受着两代人的现实，经历着两种人世生活，它们互相渗透又互相分离，轮番占据我的心灵，最后终于融为一体。我的记忆已经成了她们的记忆，而他们的记忆也就是我的记忆。

有时人们问我：战争还有什么可写的?是啊，我也想过，写满我的活页本、塞满我头脑的那些知识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堪忍受的。生活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时代的我们，受到的威胁已经不再是人类经历过的那种战争，而是生态学意义上的巨大灾难。因此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人类的记忆。能够成为最有力的武器，不可战胜的武器的，唯有记忆！记忆的轨迹，记忆的图像又是多么繁杂，多么紊乱!‐‐随着日复一日的查访，我愈加深信这一点。可是，更为复杂的是某些人发明过而且今天仍在发明着最可怕的武器的图纸，这种武器不是成千地去杀人，而是要成百万地、把人们连同他们的记忆一起毁灭。而人之所以是人，就因为他具备记忆这种非物质的东西。可是，怎样才能把人们的记忆精确地捕捉住，并且形诸笔墨，告诉世人?

对于我的会见请求，收信人大都十分乐于协作，只有少数几位断然拒绝：&ldo;不，这象可怕的恶梦……我受不了!我说不出！&rdo;或者：&ldo;我不愿意回忆!我什么都记不得……我不想回顾往事！……&rdo;不是所有的人都决心写自己的回忆录，也不是所有的人想写就能写，因为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诉诸文字本来就是一件困难的事，往往事与愿违，回忆录只不过抄录了一些地址和新名字。

&ldo;我体内的金属够多的了，&rdo;卫生指导员瓦莲京娜&iddot;德米特利耶夫娜&iddot;格罗莫娃在信上说，&ldo;我在威帖布斯克受的一次伤，弹片钻进了肺里，离心脏只有三厘米。第二块弹片打在右肺里。还有两块弹片在腹部……

&ldo;我上前线时简直还是孩子，回来时却成了残废。我尽力不向疾病屈服。我读完了夜校，中等技术学校函授课，但文科大学却没能读完。这要归罪于糟糕的身体。

&ldo;我一直在过独身生活，由于弹伤和震伤，我不能生孩子。还是请您来一趟吧，我们好好谈谈。我没法在信上把什么都写出来……&rdo;

&ldo;我从前线回来，大夫不许我去学习。该死的战争，该死的震伤……

&ldo;我在各地漂泊游荡，我没有孩子，也没有丈夫。这一切都是战争造成的。我没有立过什么大功，只得了几枚小奖章。我不知道我的生平您是否感兴趣，可我总想把自己的经历对别人说说……&rdo;一‐沃伦诺娃（电话接线员）在信上写道。

女坦克手，少尉亚历山得拉&iddot;列昂捷芙娜&iddot;鲍依科在信中告诉我：

&ldo;……我和丈夫早先住在马加丹地区的极北镇。丈夫当司机，我当检查员。战争一爆发，我们两人就申请上前线。有关部门答复我们说，你们应当干好本职工作。于是我们便给斯大林同志发出电报，并捐献了五万卢布来建造坦克，表示我们俩上前线的心愿。我们得到了政府的鼓励。一九四三年，我和丈夫被派到切利亚宾斯克坦克技术学校学习，我们作为旁听生在那里毕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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