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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1页）

可惜，情况到现在也还没有显出多大的改良。中国史学界，不乏刻苦用功的人，也不乏学问满腹、钻研精深的专家，但似乎始终缺乏当代黄宗羲，缺乏那种能将史学提升为一种思想认识管道的人物。在局部的一件事、一个问题，或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上，我们每每能见精详丰赡的成果，但从全局高度提出切合中国史实际的方向性、规律性的命题与论证，则难得一遇。我所能找出的原因，主要在于学者不能摆脱义理，直接用历史材料说明历史。由此造成的疑惑、浮辞、伪说实在太多，不仅包括刚才所说的中国历史形态这样宏大的方面，即在具体的朝代史方面，我们的认识和解说也总是钻笼入套。比如由明入清，或所谓&ldo;明清鼎革&rdo;这一段，以我所见，真正从当时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无拘无束、直面历史本相的研究，基本没有。所以这样，是因这段历史与两个很大的义理有关，而大家都不能够从中走出。一是农民起义问题，一是民族冲突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当下历史语境及国家意识形态中举足轻重，有很严格的界限。绝大多数史家，囿于其中，小心翼翼，瞻前顾后。我曾将建国后明清史研究与孟森那时加以比较，发现史家敢于创见的精神流散甚大。孟森先生《明清史讲义》、《心史丛刊》一二三集、《清朝前纪》、《明元清系通纪》诸著，只要考之有据、言有所本，所论无不明快，一则一，二则二，不讳、不隐、不忌，学术自由心态立然。他的书和文章，我每读必有获益，因为都是直面事实、不抱成见、不戴帽子而来。反观建国后，五十年代中期起到&ldo;文革&rdo;结束那段时间，不用说尽属以&ldo;理&rdo;入史、以&ldo;理&rdo;入学问，即便后来，束缚之痕仍历历可见，思想窒碍难行。令我们对脱略义理以外、一空依傍的真知灼见之盼，颇感受挫。

比如农民起义问题。自秦末陈胜吴广起，在中国帝制史上，农民起义与蛮族入侵一道，并为王朝周期性变更两大主因，几乎所有王朝，要么为农民起义所推翻，要么由蛮族入侵而瓦解。换言之，农民起义是帝制以来中国历史变化的主要动力之一。农民起义爆发，是王朝政治、经济现实极度黑暗所致，此毋庸置疑。起义，作为人民之反抗和暴政之暴露，也毋庸置疑。在此意义上，它完全拥有正义性、正当性以及必然性，这都毋庸置疑。根据历来的义理，农民起义被视为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力量与表现。&ldo;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rdo;[9]这个论断，衡以阶级斗争学说很好理解，但衡以历史实际，却未必能落到实处。以我们的观察，经过农民起义推翻旧的统治，虽然促成王朝更迭，但中国历史和社会不要说大的积极变化，甚至毫无变化，所谓一元复始不过是周期循环、同义反复。如果有什么变化，恐怕也是社会益坏、积弊愈重。农民生存境状，二千年来趋势是每况愈下，赋税负担不降反升，一朝甚于一朝。&ldo;汉初十五而税一&rdo;[10]，税负不到百分之七，而晚明，&ldo;一亩之赋，自三斗起科至于七斗……一岁之获，不过一石&rdo;[11]，高至百分之三十到七十。在政治方面，几次成功的农民起义，最终都导致皇权体系的延续、巩固和加强。尤其朱明王朝，可谓完全由农民起义立国，而其制度丑陋性较前有过之无不及。所以如此，首先在于社会现实和历史结构本身都还没有发生新格局，一切只能周而复始；其次，农民起义作为反抗黑暗的现象，固然起于&ldo;正义&rdo;无疑，但受制于文化和精神能力低下，他们对自己行为的&ldo;正义&rdo;含义不能做思想的认识，更谈不上从理论高度对&ldo;正义&rdo;理念给以单独的观照、反思，实际上，这种&ldo;正义&rdo;既是盲目的，也仅限于特殊阶段，一旦迈过&ldo;反抗&rdo;期，从造反者变成当权者，农民起义领袖就不可避免以当初的反抗对象为师，成为旧权力的抄袭者‐‐这一规律，似乎从来没有例外。

以明末为例，最成功的两支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和张献忠，后者精神上太过简陋，暴露了太多的黯昧本能，即置诸农民起义史范围内亦不足论；李自成军则好很多，其文化上的努力和自我匡束，已接近农民起义在这方面的最高境界。李自成大力吸收知识分子进入农民军，从他们那里借取政治策略，对农民军面貌和理想加以修正，克制子女玉帛、打家劫舍的原始冲动，着力塑造正义之师形象。正因有这些调整和提升，李军所向披靡，终至夺取明都。李自成险些成功，如历来所论，他&ldo;被胜利冲昏头脑&rdo;，功亏一篑。很多人因这一点，为他扼腕。其实更需要询问的是这样的问题：即便李自成未&ldo;被胜利冲昏头脑&rdo;，又将如何？李自成能够为中国开辟新的历史，还是仅能复制一下朱元璋的成功？这是关键所在，也是关于明末这段历史我们真正应该考察的方面。从道义上说，李自成起义完全正当，明王朝覆灭则令人有&ldo;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rdo;的痛快，这些都没问题。出于同情，我们对反抗者有所偏爱，尽量予以肯定或维护，比如说&ldo;大顺军推翻明王朝接管整个黄河流域几乎对社会生产没有造成什么破坏&rdo;[12]，也不难以理解。但我们对历史的着眼处，终归不是情感，而在理性。李自成起义唤起我们何种情感共鸣是一码事，起义体现了何种内容，在历史、文化层面达到什么高度，是另一码事。功亏一篑说明，即便在农民起义范围内大顺政权也未臻善美。它的表现肯定比张献忠好，却明显比不了二百七十八年前缘同一路径而来的朱元璋。就算李自成不&ldo;被胜利冲昏头脑&rdo;，取得与朱元璋比肩的成就，对历史又有什么新意可言？我们不仅没从李自成那里看见创造历史的迹象，甚至也没有发现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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