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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1页）

[77]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276页。

[78]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281页。

[79]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494页。

[80]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500页。

[81]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502页。

[82]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503页。

[83]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504页。

[84]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505页。

[85]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505页。

[86]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八，中华书局，1974，第7941页。

[87]徐鼒《小腆纪传》卷五十三列传四十六儒林一，中华书局，1958，第571页。

[88]黄宗羲《思旧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65页。

[89]徐鼒《小腆纪传》卷四十六列传三十九义师一，中华书局，1958，第480页。

[90]侯方域《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壮悔堂文集》卷三，商务印书馆，1937，第53页。

[91]赵尔巽等《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八遗逸二，中华书局，1977，第13851页。

[92]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七十九，中华书局，1974，第7143页。

[93]马其昶《桐城耆旧传》，黄山书社，1990，第177页。

[94]徐鼒《小腆纪传》卷十四列传七吴适，中华书局，1958，第160页。

[95]徐鼒《小腆纪传》卷十九列传十二周镳，中华书局，1958，第207页。

[96]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97，第122页。

[97]夏允彝《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上海书店，1988，第308页。

[98]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2006，第327页。

[99]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97，第122页。

[100]夏允彝《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上海书店，1988，第308页。

[101]据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385页。

[102]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2008，第210页。

[103]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八，中华书局，1974，第7943页。

[104]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2008，第203页。

[105]郭沫若《夏完淳》，《夏完淳集笺校》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73页。

[106]夏完淳《续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上海书店，1988，第322页。

[107]夏允彝《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上海书店，1988，第293页。

[108]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97，第114页。

[109]黄宗羲《汰存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29页。

[110]黄宗羲《汰存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29页。

降附&iddot;名节

降附名单中不少人，历来&ldo;遇事敢言&rdo;、&ldo;有直声&rdo;，清议甚佳，乃至是东林、复社名士。在盛行以名节论是非的明末政坛，这令人大跌眼镜，构成十足的反讽。观察这个&ldo;名节&rdo;系统，我们除了从中看到中国特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形态，也看到了历史的阴影。

一

明末投降问题，既引人注目，又淆乱迷离。

当时，杨士聪写了一本小册子《甲申核真略》。他在&ldo;凡论&rdo;里说：称核真者，以坊刻之讹，故加核也。坊刻类以南身记北事，耳以传耳，转相舛错，甚至风马牛不相及者，其不真也固宜。[1]

他所讲的&ldo;坊刻&rdo;，指甲申国变后推出的一批书。明代印刷术既已发达，而明人的时事意识、政治意识、新闻意识、市场意识更是前所未有。惊世之变后，出版家反应迅疾，第一时间付诸行动。他们知道什么书好销，也知道怎样内容合乎读者口味，于是，以亲历、见闻的名目，或编或撰，大量推出纪实作品。以我看来，这其实是中国的第一次纪实作品出版热。不过也跟今天相仿，名曰&ldo;纪实&rdo;，里面却有不少属于挂羊头卖狗肉，打着亲历、见闻的旗号，实际只是道听途说，即便捕风捉影、张冠李戴、无中生有一类情形，亦复不少。一个主要原因，即如杨士聪所说，&ldo;以南身记北事&rdo;。好些编者、作者，事变发生时，根本身在南方。既然并不在场，况且又是短时间匆就，哪怕没有捏造之心，对实际事实疏于核实终归难免。举个例子，后被阮大铖借题杀掉的周镳，便是&ldo;以南身记北事&rdo;的一位。他一个人就编辑了两本这样的书，一名《燕中纪事》，一名《国变录》，被失睦的亲戚告发为&ldo;私刻&rdo;。[2]这两本书，我们现在不能看到，难断其质量；不过以其远离北京，仍敢采用《燕中纪事》《国变录》这样追求现场感的书名，确令人不得不抱一点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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