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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苏达州奥尔本斯19291930年（第1页）

十月末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当伯恩太太出现在缝纫室时，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事情不对劲。她显得饱受打击，十分憔悴。她那黑色的波波头平素梳得服服帖帖，眼下却翘得乱七八糟。柏妮丝跳了起来，伯恩太太挥手将她打发走。

“姑娘们，”她用手掩住喉咙，说道，“姑娘们！我得告诉你们一件事。股市今天崩盘了。股票暴跌，很多人连命都……”她停下喘了口气。

“夫人，您要先坐下吗？”柏妮丝说。

伯恩太太没理睬她。“人们倾家荡产。”她紧紧攥住玛丽的椅背，眼神在屋里游荡，仿佛正在寻找焦点，嘴里喃喃说道，“如果我们连自己都养活不了，那就更没法儿雇你们了，对吧？”她的眼里噙着泪水，边摇头边出了屋。

我们听到前门开了，伯恩太太吧嗒吧嗒地走下台阶。

柏妮丝让大家回去干活儿，但衣服上印着胜家字样的一个女人——琼突然站起了身：“我必须回家找我丈夫。我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拿不到薪水，我们还继续工作干什么呢？”

“如果你非要走，就走吧。”范妮说。

离开的只有琼一个人，但整整一下午，我们全部战战兢兢。要是双手不停发抖，做起缝纫活儿可就难了。

很难说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也开始摸出了一些头绪。很显然，伯恩先生在股市里投资了一大笔钱，现在全泡汤了。定做新衣的订单日渐减少，人们开始自己补衣服——毕竟，这是笔很容易省的开支。

伯恩太太变得更加心神恍惚了。我们不再一起吃晚餐，她把晚餐端上楼去，在厨房台面上留一只干巴巴的鸡腿，要么留一碗烂乎乎的冷肉，还吩咐我吃完务必清洗盘碟。感恩节也跟平日没什么两样。我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正我们一家子爱尔兰人也从不庆祝这个节日；但其他姑娘一整天都在小声嘀咕：哪个基督徒、哪个美国人不在感恩节放假回家过节？

也许是因为别的出路都暗淡无光，我开始喜欢上了缝纫室。我盼着每天见到那些人：好心的范妮，单纯的柏妮丝，不爱讲话的莎莉和琼（只有玛丽例外，她依然视我为死敌）。我也喜欢上了这份工作。我的十指越来越灵活有力，以前一个多小时才能做完的活儿现在只用几分钟。以前我还有点害怕新针法和新花样，眼下却来者不拒：无论打细褶也好，缝亮片也好，缝制精致的蕾丝花边也好。

其他人看得出我在进步，开始把更多的活儿交给我。无须开口直说，范妮就接替了玛丽来指导我。“仔细点儿，亲爱的。”她轻轻抚摸着我做的针线活儿，说道，“慢慢来，让针脚又细又平。记住，这件衣服总会穿在某个姑娘身上，也许穿了一次又一次，一直到它再也穿不了。不管是贫是富，哪个姑娘不希望打扮得漂漂亮亮呢。”

自从来到明尼苏达州，人们就一直为即将到来的严寒向我敲警钟，眼下我开始感受到它是多么厉害了。金瓦拉终年阴雨，爱尔兰的冬天又冷又湿，纽约则会一连数月凄冷泥泞、灰蒙蒙的，但没有哪个地方比得过这里。目前我们已经遭遇过两场暴风雪。气温越来越低，做针线活儿时我的手指僵得够呛，不得不停下来揉一揉，才能继续干活儿。我发现其他女人都戴着露指手套，于是打听了一下这些手套的来历。她们告诉我，手套是自己织的。

我不会织毛线，妈妈从没教过我。我只知道，我冰冷僵硬的双手太需要一双手套了。

还有几天到圣诞节时，伯恩太太宣布：圣诞节当天，也就是星期三，放一天无薪假，她和伯恩先生要出城访亲。伯恩太太没有叫上我。平安夜那天，干完一天的活儿后，范妮塞给我一个牛皮纸小包裹。“待会儿再打开，”她悄声说，“就说这是你从家里带来的。”我把包裹放进口袋，费力地穿过齐膝的积雪，躲进厕所里。在昏暗的光亮中，伴着从墙上、门上的缝隙呼啸而入的寒风，我打开了包裹。包里是一双露指手套，用深蓝色毛线密密织成，还有一双棕色厚羊毛手套。我戴上羊毛手套，发现范妮用厚厚的羊毛做了内衬，又在拇指顶端和其他手指上加了厚垫。

跟列车上的“德国仔”和卡迈恩一样，这群女人似乎成了我的家人。我仿佛畜棚场里依偎在奶牛身旁、被遗弃的小马驹，也许我渴望的仅仅是一种归属感，一种温暖。如果伯恩夫妇无法给我这种归属感，那我会在缝纫室的女人们身上找到，无论那份暖意多么残缺、多么虚妄。

到了一月份，我瘦得太厉害，自己新做的裙子都大得穿不了。伯恩先生偶尔露面一次，几乎见不到人。我们的活儿越来越少了。范妮教我编织，其他姑娘则把私活儿带到缝纫室来，免得闲得发慌。五点刚下班暖气就关了，七点灯也熄了。我一夜又一夜毫无睡意地躺在垫子上，在黑暗中瑟瑟发抖，聆听着窗外肆虐的暴风雪，它的嘶吼似乎永无止境。我寻思着“德国仔”的处境：他正在牲口棚里跟牲畜同住，只靠猪食果腹吗——希望他别冻着。

二月初的一天，出乎大家的意料，伯恩太太默默地来到了缝纫室。她似乎已经不再梳洗收拾，整个星期穿着同一件衣服，上衣脏兮兮的，头发稀稀拉拉、腻得起油，嘴唇生疮。

她把身穿胜家衣服的莎莉叫到了大厅里。几分钟后，莎莉红着眼眶回屋，一声不吭地收拾起了东西。

几个星期后，伯恩太太又来找柏妮丝。她们去了大厅，随后柏妮丝也回来拿东西走了。

在那之后，缝纫室里只剩下范妮、玛丽和我。

三月底一个刮风的下午，伯恩太太又来缝纫室找玛丽。尽管玛丽对我百般苛刻，尽管有过种种不愉快，我还是为她感到难过。她慢吞吞地收拾好东西，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她望望我和范妮，朝我们点点头，我们也朝她点点头。“愿主保佑你，孩子。”范妮说。

玛丽和伯恩太太离开房间后，我和范妮紧盯着房门，竖起耳朵想要听清大厅里隐约的低语。范妮说：“老天爷啊，我年纪太老了，可经不起这种事。”

一个星期后，门铃响了。我和范妮对视了一眼。真是怪事：这门铃从来没有响过。

伯恩太太窸窸窣窣地从楼上赶下来，打开沉重的门锁，又打开嘎吱作响的房门。我们听见她跟一个男人在大厅里讲话。

缝纫室的门开了，把我吓了一跳。一个体格魁梧的男人走了进来，身穿灰西服，头戴黑毡帽，蓄着黑色的胡髭，下巴长得活像条短腿猎犬。

“是这个女孩吗？”他伸出粗壮的手指指着我。

伯恩太太点了点头。

来客摘下帽子放在门边的小桌上，从外套的前胸口袋里掏出一副眼镜，低低地架在他的蒜头鼻上。他从另一个口袋里取出一张折好的纸，用一只手翻开。“瞧瞧，妮芙·鲍尔。”他把“妮芙”念成了“内芙”。他从眼镜上方瞥了瞥伯恩太太，“你把她的名字改成了多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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