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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章 40年代末自贡重庆和南京（第3页）

俞先生见说不动我，便垂下头，放低了声音：“慰慈老弟，我这可是心里话。说实在的，我现在坐在交通部长这位子上，本来不应该讲这些的，可是咱们毕竟是三十年的老友，你就听我一句吧。”

他顿了顿，又喝了一大口茶，仿佛是在寻找着能说动我的话：“我估计不差的话，也就是一两个月之间，江北就都会姓共了。”

我没想到他会如此坦诚，便问道：“报上前不久还在报道徐东大捷，怎么这么快就败了？”

“嘿，徐东大捷。这事别人说不得，我可是说得。我前两天刚从徐蚌前线回来。唉，不看不知道，看了才知道什么叫兵败如山倒。”

“国军几十万人从徐州撤出来，结果在半路上又让人家围住，给养全都断了。”

“总统天天接着告急的电报。他开始觉着没事，我们还有空军。今年夏天苏俄把柏林给围了，英美空军就是靠空投维持着几十万人，一天里几千吨的物资都运过。总统就命令往徐蚌前线空投给养。”

“可是投了一个星期，前线还是告急，说是马上就要断粮。他也是没办法了，就想起我这个交通部长，让我去查查到底问题出在哪儿。”

“其实不问我也知道，无外乎十吨的物资，没上飞机就只剩了三吨，然后胡乱找个地方扔下去了事。总统既然信任我，我就亲自飞过去。”

“几十万人在下面，看得真真切切的。一有飞机过来，便见着黑压压的人往一起涌，心里真不是滋味。以前飞机过来空投，不敢低飞，怕被共军打下去，老远地一扔了事，投到共军那边的也不少。我叫他们在国军阵地上方小半径地盘旋，降到八百米再投。总算是解个燃眉之急。”

“投完了物资，飞行员急着就要往回飞。我不让，告诉他们要去看共军的阵地。这回他们是打死也不敢，说是共军现在也有机枪和高射炮，以前就有飞机被打下去。”

“他们推三阻四，后来我也急了，说是总统的密令，让我侦察敌情。”

“他们见是拗不过，就答应先把高度拉上去，到共军的后方再低飞。”

“这一看不要紧，真是触目惊心，我也真是服了他们了。那天能见度很好，战场上已经落了雪，白茫茫的一片，周围几十里都看得清楚。”

“过了共军阵地有个十几里，就见下面有那么一条黑线，长长的，看着像是路，但又似是在动。我就叫飞机往下降，看个究竟。”

“到了五百米左右，飞行员实在是不敢再降了。这个距离，就算是挺步枪也能打着我们。在那个高度也能看清楚，底下哪是路啊，是成群结队的挑夫和独轮车。车上满满地一麻袋一麻袋的，看不清装的是什么。我让飞机跟着这队伍，不多久就能看见前方天际，这黑线笔直地往共军阵地里去了。”

“是给共军送粮食的？”我问道。

俞先生无限怅惘地道：“可不是嘛。”

“离着共军的阵地越来越近，飞行员请示我还要不要往前飞。那时我也没心思再看了，便命令返航。我心里算了一下，那一条队就有至少二十里长，队里怎么也得有个两三万人，一个人若是推个一百斤，便是一千吨。我就算把手头的飞机都派去也跟不上这速度。”

说到这儿，俞先生默然了。

“这怕就是民心向背了吧。大维兄，你准备如何呢？”

他听了这话，猛地抬头，不大的眼睛里射出了精光，让我也一凛。

“老李，你不是给那边当说客的吧？”

我此时虽心里也有些紧张，但不知怎地，平日的拙嘴却变得不依不饶：“还用我当说客。你自己不也说是服了他们？”

他点点头，又回归了平日的和缓，低声道：“老李，咱们朋友归朋友，国事归国事。我跟你说，我和傅孟真、胡适之是一个心思，我们都不入国民党。国共的党派之争，我们也不过问。”

“可总统是行宪国大依据宪法选出来的，我这个交通部长也是行政院依法任命的。我当的是中华民国的部长，也并非是国民党的部长。党派荣辱我可以不管，但国家的法统我是宣过誓效忠的，无论如何是不能叛变的。”

他顿了顿，又接着说道：“老李，我劝你还是远离政治。这些事你搞不懂的，到头来还是自己吃苦头。”

若是往日，我便也认了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可那天不知怎的，也许是预料到可能从此天各一方，便又争了一句：“大维兄，政治上你自然比我老练。要说咱们一起留洋，好歹也是一路人，可是最近我就在琢磨这事，却是怎么也想不通。”

“你看看这届政府，就说行政院吧，从翁院长、到孙院长，你大维兄，还有王世杰，杭立武。这么一数，十几个留洋的博士，比杜鲁门总统的内阁都多几倍，怎么就败到这一步呢？”

“老李，你不是想说最无一用是书生吧。其实说就说吧。唉，我们这些书生也谬得总统的信任了。最可恨的就是这金圆券。王岫庐

本来就是个杂家，对经济也是外行，却担个经济部长。前两天我见他还赶着这当口去美国。我劝他，金圆券吃紧，此时去美不妥。可他还强嘴，说没事。”

“我们这些书生，是斗不过共产党。但有一节，气节不可失，明知不可为也要为，这便是书生本色。我们决不会像那些临阵变节的将军。所谓‘各顾妻子，挟持私虑’安在他们头上是一点不错。我是曾文正公之后，说来惭愧，不可能建成他那样的功业了。”

我摇摇头，叹道：“大维兄，我二十几年前回到乡下，维持着家里的几口盐井，现在想想那段日子，真是明白了很多。”

“刚回乡下，连怎么跟盐工说话都忘了，满脑子冒的都是英文。这二十多年我就一直想改，也一直试着在改，可终究是改不过来了。现在我脑子里就想着咱们说的话、做的事跟老百姓离得太远了。”

俞先生没有作答，只是盯着手中的茶杯。

我站起身，伸出手道：“大维兄，就此别过吧。”

他见我去意已决，便道：“老李，有些事儿，我管不了，你也管不了。只能各自珍重了。你若改变主意，只要是飞机还飞，我一定把你接出来。”

第二天，我便怀揣着俞先生的信去了美国使馆。门口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员，听着我的波士顿口音，也觉新奇，便忙着把信递了进去，并让我在门厅等候。过了约莫有一个钟点的时间，一位带着黑边眼睛的中年中国男子走了进来。

他伸出手，操着一口端正的京腔，言道：“李先生吗？弊姓傅，傅泾波，我是司徒大使的私人顾问。”

这傅先生的名头，我之前也有所耳闻，不想在此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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