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少帅春秋(致君)_第69章平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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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平疆下（第1页）

新疆位居东西交通孔道，历史上十分频繁的民族迁徙和交往，导致了新疆古代居民错综复杂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历代屯垦，迁徙了大批汉人，并逐渐形成了汉人占多数，维族居其次，其它民族共同生活的局面。在二三十年代，所谓“jiangdu”势力还远远未如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狂热。在张汉卿看来，“jiangdu”的基础是旧中国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要想在根本上消除了“jiangdu”的土壤，必须消除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还在打下甘肃时张汉卿就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人民党干部，是不可能的”。同样地，“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1920年1月下旬，经人民党西北局批准，首先吸收了15名少数民族人民党员。这15名党员，包括7个民族，其中维吾尔族8名。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张汉卿当时要求青海、甘肃、新疆、宁夏各省人民党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并要求新疆在3年内要培养出1万名左右懂得政策又能联系群众的忠实于人民利益的民族干部。

新疆80％的土地掌握在不到5％的地主手里，90％以上的农民都是地主的奴隶，当牛做马，两头不见太阳下地干活，一年下来还吃不饱肚子。为了颠覆这种剥削，赢得人心，首先在建设兵团的三个地区开展土地改革。同东北的一样，这场改革打倒了千百年来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地主阶级，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65万农民，分得137万多亩土地，使各族农民不仅摆脱了汉族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结束了本民族内部的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真正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翻身，也使得人民党在新疆至少在兵团所在地域得到底层的支持。

同期，新疆结合本地实际，在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中开展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废除宗教中的封建特权，如废除伊斯兰教门宦制度中的“放口唤和教主继承制”等，废除寺庙私设法庭、监狱和刑罚，干涉民事诉讼，擅自委派部落头人、阿訇，私藏武器，干涉婚姻自由，压迫歧视妇女以及干涉文化教育，强迫少年儿童到寺院学经，当喇嘛等；二是废除寺院的土地、森林、牲畜等封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高利贷、无偿劳役等剥削制度；三是废除寺庙强迫性的宗教经济负担制度，禁止敲诈勒索群众的财务；四是废除寺庙的封建管理制度，包括管家制度、等级制度、打罚制度和大小寺院的隶属关系等，实行民主管理制度；五是肃清了宗教界内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使信教群众能够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

通过对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的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使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摆脱了剥削阶级和反对分子对宗教的控制和利用，革除了长期以来对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剥削和压迫制度，与此同时，还改变了长期以来宗教与民族，宗教信仰与宗教制度，宗教与生活习惯，宗教与行政，宗教与教育不分以及宗教干预国家法律和司法的现象。

考虑到人民党立足未稳，当时在进行社会改革时采取了稳重和谨慎的步骤，充分考虑了新疆民族和宗教的特点。“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应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民族区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等被确定为政府在牧区现行政策宣传的重点。这些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但是这种让步不是无原则的退让，张汉卿可不愿意出现像穿越前所见到的“少数民族特别”的情况。想起前不久发生的新疆骚乱，那种明目张胆的烧杀打砸抢，是任何一个法制国家都不允许的。这种土壤，应该就是政策的失误----政府可以对少数民族以政策的优惠，但应以不会放松法律上的要求为前提。连古代都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咧。

张汉卿当然不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他认为既然各民族在宪法上的权利是相等的，那么其违法的惩处力度应该也是相同的。否则，违法者受到轻恕，更加有峙无恐；受害者心有余悸，后来愈加忍让，更让其嚣张。其严重违法的结果是“不得不抓时担心少数民族认为是民族歧视借此掀起对中央的不满搞分裂；不抓时汉族人民认为是政府软弱有法不依而对政府心生怨言”，可谓双方不讨好。

在建设兵团的三个地区，张汉卿进行了《反国家分裂法》和被称为现代社会三大法系的《刑法》、《民法》、《行政诉讼法》的第一次尝试，明确规定：任何从事国家分裂和挑唆民族不和的各族人群都适合于死刑，各民族在公私事务上的权利和义务是相同的。在行政上，积极探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但不是因为本省有少数民族，就要划其为自治区，像新疆自治省的“自治”，不是因为维吾尔族人群多，而是因为这个省内有维吾尔族自治州、回族自治县等数量较多的缘故。

不管怎么说，人民党通过培养出民族干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开展土地改革、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等一系列社会改革和大力建设新疆，基本消除了新疆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发展，基本清除了“jiangdu”的土壤。

张汉卿入疆后一个在民族史上流传甚广的作用是确立了“维吾尔”这个叫法，要知道，在此之前，汉语音的“维吾尔”有“畏兀儿”和“威武尔”等译法。前者其族人认为含贬义，后者被别族认为是有自大之意，于是少帅定了个中性的“维吾尔”，历史书上才正式有这个民族的出现。

为了表达自己对各民族一家的重视，张汉卿身体力行，他在维吾尔族人民最古老的传统节日“诺鲁孜节”之际，来到号称“东西南北一枢纽，自古重镇锁咽喉”的达板城，和当地居民一道过节。传统的“安西莱甫”后，他预祝达板城的同胞们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幸福、人丁兴旺、五谷丰登。

晚宴后，篝火旁，盛装的维族姑娘与小伙们载歌载舞。少帅的多才多艺是出了名的，他号称“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名号也绝浪得虚名。在先后与几位漂亮的维族姑娘欢舞之后，便有美女为他演唱了一首吐鲁番民歌《达板城的姑娘》：

“我的梨儿撒落在地，你愿不愿意为我拾起？想要吻你我却不够高，你可愿为我弯下腰……”

整首歌充溢着委婉和迟疑，最后以远离达坂城的阿拉木罕而遗憾结局。词曲有一些悲戚，一想起英俊的少帅将会像逝去的青春一样不回来，美丽的少女心中的怅然是无法言喻的。人们为女孩的凄惋所感染，欢快的气氛渐渐消失了。

张汉卿是何等样人，他即兴演唱了一首他“即席修改填词并谱曲”的小调《达板城的姑娘》：

“达坂城的石路硬又硬啦，西瓜大又甜呀。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你要想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伴娘，坐着那马车来。”

张汉卿唱这首歌除了自己在大学团学会时排练过这个歌舞，纯属于轻车熟路。不成想，少帅即兴创作的这首汉化歌曲的轰动效应远超出其在诗词上的成就，很快就唱响国内外，成为世界各地人民都喜爱的经典名曲。《达坂城的姑娘》这首歌曲在全世界传开后，人们都知道新疆有个达坂城，达坂城里有漂亮的姑娘。以至于后来学界对于到底有没有“达坂城的姑娘”，如果有那谁又是真正的“达坂城的姑娘”争论长达三十年！这都是“多艺”的少帅所始料不及的。

不但如此，不久后还衍生了这样一个精彩故事：吐鲁番国王扎拉来提为了生一位王子，要将四王妃莱丽生下的公主从火焰山“推下去”。王妃用珠宝买通了行刑官，将女儿放在了火焰山下的路旁，自己跳下悬崖。民间艺人达瓦孜阿不都拉捡到了这个女孩，取名康巴尔罕。回到家乡达坂城时，彩霞漫天，又称她为“达坂城姑娘”。康巴尔罕18岁后，能歌善舞，名声大振。在吐鲁番城里，宰相为了取悦国王，将达坂城的戏班子请来为国王演出，达坂城姑娘康巴尔罕的演唱使国王大为赏识，并从康巴尔罕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四王妃莱丽的影子。宰相看出国王的“心事”，自作主张，要将康巴尔罕弄到宫中，遭到了阿不都拉等人的反抗。宰相派兵抓住了阿不都拉，并贴出告示：达坂城姑娘如不来自首，阿不都拉就要被处死。为救义父，康巴尔罕毅然到王宫投案。当国王得知要处死的人是自己女儿时，下达了停止用刑的命令。

不用说，少帅的无心插柳，倒成就了汉维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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