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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思念（第1页）

李辉英

（1911-1991）30年代初毕业于上海公学中文系。曾在上海主编《生生月刊》、《创作月刊》。参加过左联、北平作家协会。

1950年定居香港，执教于香港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1976年后家居养病，仍笔耕不缀。其创作以小说为主，除继续写抗战生活、怀乡思亲的作品外，还写了大量反映香港社会的短篇小说，后者成就较高。主要作品有小说《重逢》、《茜薇小姐》、《没有温暖的春天》、《永恒的爱情》、《哈尔滨之恋》等。

人没有不思念故乡的。

我的故乡是个僻塞的小村，名叫金家屯，但屯子里却找不出一家姓金的人家。母亲说，姓金人家的子弟，好吃懒做，卖完地，要吃无吃，要穿无穿，只得搬到北大荒去另做主张。姓金的人家从此就在屯中绝了迹。

那时我还很小，既不懂好吃懒做如何的坏法，也未把田地看得多么重要。上私塾，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只是感到枯燥无味；偶尔去去后园，便如置身另一天地，心旷而神怡。

那是因为后园种了一片果树，春末夏初的时候，后园照例开出灿烂的花朵，可以晃花了你的眼睛。太神往了，不免偷偷爬到树上，折下一枝半枝来，插到小瓶瓶里，浇点水，一心一意要看它明天再开多少朵花。放学进屋，自然先看瓶瓶，瓶瓶却不见了，母亲关起门来，伸手指点我的前额说：

“你，大胆，折果子花！爷爷奶奶看见了，看剥不剥你的皮！下次还敢吗？”

总得我说出不敢的话，她才打开门放我出去，否则她会关我一晚的。爷爷奶奶为什么那样看重果树的花朵，我当时猜不透内中的道理。依照我的想法，花朵开在园子里，等于白开了，看也没有几个人看见的，就像一个新媳妇，穿得花枝招展的走夜路，岂不等于白搭？倒不如把那些花朵，分送给亲朋友好，插在瓶中，落得谁见了谁要夸赞几句的。

终于有一天．我悄悄跑近爷爷的身边，替他磕了烟袋，然后壮着胆子问：

“爷爷，果树为什么开那样多的花？”

“为了结果子啊。”

“那么，不是给人看着玩的？”

“你是不是折了花？”

“我……”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才好。

“孩子，我告诉你，一朵花，结一只果子，折下多少朵花，就少结多少只果子。”

这是第一次，我知道树上开的花，是和结果有关系的，不消说，我对于自己折花的行为，当真有点后悔。

爷爷又说，果树的花折不得，就像田地卖不得是同样的道理。你想吃果子，无论是吃桃、吃杏、吃李子、吃梨，就别折那些桃花、杏花、李花和梨花。你想不受穷，最好别卖田地，有了田地，无忧无虑，谁都敬重你。

人长大了，离开了家，便也离开了后园。家，自然不能不想念，后园尤其容易勾引起我的追忆。桃子上市的时候，我想起家中的后园；杏子上市的时候，我想起家中的后园；李子上市的时候，我想起家中的后园；梨子上市的时候，我也想起家中的后园。后园的果子，其实我吃的百不得一，每逢果子熟了，爷爷不是摘下待客，就是分送亲友和村人，爷爷的观念是：果子理应分送外人，家里的孩子却不可多吃。他说吃多了果子，孩子们就会变得奸馋懒滑的。如果说，在我小小心灵中，对爷爷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话，这件事使我一直不能忘怀。

爷爷死后，增加了我对他的思念，正如我离开家中愈远，愈容易想回到故乡一样。在我的心目中，从儿时直到中年，甚而到了老年，一直会认为金家屯是个最美丽的屯子，金家屯是一首最完美的诗。

三姑六婆们的笑脸，像刻出来的烙印，印在我的记忆中；当地的山歌，尽管粗鄙，却永远生根在我的心田里。不但“月是故乡明”，连故乡的太阳也比别处更温暖。故乡的山坡，故乡的羊群，故乡的河川，故乡均谷田，秋郊策马，夏夜摸鱼，……这些，那些，不知不觉在午夜梦里时，勾出来沉重的相思。

那一年的夏天，跋涉了万水干山，我到底一步步地摸近了故乡，找上了自己的家门。门破碎了，院墙坍塌了，后园种上了青菜，寻不出一棵果树，二十年的离别，儿童们竟然瞪着稀奇的眼光，怯怯地问我是谁？二十年的变化太大了。爷爷已经长辞了人世，连奶奶也追随泉下了，我本想说植物学上并未肯定果树的花每朵都能结果子，但已经无从说起了。

【百家在线】

李辉英1976年退休后居港，在创作上以小说为主，除继续写抗战生活、怀乡思亲的作品外，还写了大量反映香港社会的短篇小说，后者成就较高，先后出版了小说集《牵狗的太太》、《名流》、《黑色的星期天》，他的这些作品被认为是香港的”问题小说”。读者在他的小说中看到：香港是个“万般皆下品，惟有金钱高”的社会，繁荣的现代物质文明并不能掩盖精神的贫困。在当时的社会，世风日下，富商巨贾巧取豪夺，流氓恶棍等黑势力猖獗一时，下层社会的贫民苦苦挣扎。李辉英将自己强烈的爱憎情感倾注于笔端，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作者郁积在心头的不满与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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