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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4章（第1页）

从上述史料归纳，宋代东南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溺杀婴儿的现象与风俗已相当普遍。&ldo;不举子&rdo;之风严重败坏了社会的伦理道德，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加以严厉斥责，&ldo;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rdo;（《宋史&iddot;范如圭传》），要求政府严刑禁止。官府确也采取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如从刑法上严杀婴之禁，甚至对地方官吏也予一定处分；颁布胎养法，在徭役诸方面予孕妇之家以宽免；设立举子仓和置举子田，以资助贫困之家养子；立养子法，准许民户领养被遗弃的幼儿等。尽管政府做了很大努力，申严劝诱，纤悉备至，但不举子风俗并不见好转，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它与中国千余年来多子多福的文化传统完全相悖，其原因何在呢？

学者陈广胜撰文进行了一系列分析，指出首先是人多地少的生产关系矛盾在起主导作用。在我国人口发展史上，宋代首先突破一亿大关。比汉唐人口最高额几乎增加了一倍多。人口增加最快的东南地区，其耕地开垦得也最彻底，以至于很少再有荒地旷土，尤其是福建路，&ldo;土地迫狭，生籍繁多，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直寝贵&rdo;（《宋史&iddot;地理志》）。随之而来的是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所以《宋史&iddot;食货志》分析说：&ldo;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rdo;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也说，荆湖北路&ldo;鄂州之民生子，计产授口，有余则杀之，大抵类闽俗&rdo;。说明人多地少，不能维持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供给，是宋代不举子风俗盛行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沉重的人头税。宋代官府不但承继了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其中丁赋（人头税）成为广大民众的沉重负担。其丁赋承继五代，以东南地区最重。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谈到，福建&ldo;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每年输纳身丁米七斗五升&rdo;。《淳熙三山志》卷十载，三山地区（今福州）&ldo;咸平初，夏税及身丁钱总二万九千七百有余，大中祥符四年，诏放身丁钱，独夏税七千六十九贯有奇&rdo;。身丁钱高达夏税的三倍之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说，南宋初期，荆湖南路（今湖南一带）&ldo;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rdo;。朱熹《朱子语类》中也说到，两浙地区&ldo;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rdo;。可见宋代的各色人头税花样百出，沉重不堪。蔡襄接着说：&ldo;南方地狭人贫，终年佣作，仅能了得身丁，其间不能输纳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举。&rdo;范成大也说：&ldo;处州（今浙江丽水）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rdo;《宋会要辑稿&iddot;食货》也载：&ldo;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不举。&rdo;赵善臻《自警篇&iddot;济人》云：&ldo;浙民岁输身丁钱绢纳，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rdo;江南东路的太平州（今安徽当涂），&ldo;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rdo;（《生生四谛》）。可以说统治者残酷的人头税压榨，是民众生子不育的重要原因。统治者一方面立法想制止这一风俗，一方面又以超强剥削法推动这一风俗。连皇帝都承认，&ldo;民为身丁钱，至生子不举&rdo;（《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二），但统治者根本不会有改变这一赋税结构，来&ldo;救救孩子&rdo;的念头。

还有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问题。不举子之风不只盛行于贫困之家，而且也蔓延到衣冠富户和士大夫之家。杨时《龟山集》卷三谈到，福建的建州、剑州、汀州和邵武诸地，民众多计划生育，习以成风。虽士人间亦如此。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所以许多地区，衣冠之家，往往唯有一独子继嗣。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父兄惧怕继生子弟分割家产，常常溺杀婴儿。如《宋会要辑稿&iddot;刑法二》在述及福建民风时称，衣冠之家，家产一旦分割之后，继生嗣续，不及襁褓，一切杀溺。主要是担心其更分家产，建州一带此风尤甚。宋代财产私有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激烈，衣冠之家如果不加限制地生儿育女，家产被分割过散，不但不能维持其原有的社会地位，而且很可能被人兼并而沦为贫民，为避免家道中衰，只有出此下策。朱松《韦斋集》就谈到，即使&ldo;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惧其分己赀，辄从旁取杀之&rdo;。这似乎是衣冠之家防止自己的社会地位遽然下降的一种手段，令人不寒而栗。

当然，宋代生子不育，尤其以溺杀女婴为严重。其中除中国文化的重男轻女思想传统之外，还有厚嫁之风普遍的原因。当时无论地主还是一般平民，嫁女之费，常常多于娶妇之用。如《宋史&iddot;礼志》载。皇家宗室的公主下嫁，朝廷赐给驸马的嫁娶费用&ldo;倍于亲王聘礼&rdo;。吕祖谦所订《宗法条目》规定，嫁女费用一百贯，娶妇五十贯。嫁资倍于娶费，使富裕之家不愿分赀，而贫困之家又力所不及，故进一步加剧了溺杀女婴的风俗。

有学者以为上述诸条都非根本方面的原因，其终极根源乃在于生产力的不充分发达。指出宋代社会生产力比前代无疑是有很大提高。但人口也比前代倍增，由于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消极制约，其生产力不可能得到长足的充分发展。我们以为，单靠生产力的发展，其实也并不见得能解决问题。它需要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对&ldo;人&rdo;的认识的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缺陷，恐怕就是不重视&ldo;人&rdo;，不懂得&ldo;人&rdo;到底是什么，而主要围绕着&ldo;皇帝&rdo;生活，依靠&ldo;皇帝&rdo;生存，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生产力再发展，也不能摆脱不把人当&ldo;人&rdo;的悲剧的重演，近现代的中国史其实一直在重复着类似的悲剧。当然，其中还有许多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整个民族去认真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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