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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第1页）

郭嵩焘曾认为，晚清的几位改革派大佬中&ldo;中堂（李鸿章）能见其大，丁禹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丹（沈葆祯）能尽其实&rdo;，这是很中肯的。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实力决定行为，这似乎是颠扑不破的官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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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恭亲王：绝版之外

‐雪珥答《中国经营报》记者问

【《中国经营报》记者】&ldo;绝版恭亲王&rdo;系列告一段落，读者通过恭亲王这一晚清政坛二号人物，得以一窥清廷政局之堂奥以及清末改革中坚人物的坚守与无奈。作为将这一切呈现给读者的人，你为何选定了恭亲王这个人物，他的哪些性格吸引了你去探究？能不能谈谈你从开始关注到研究恭亲王的过程？

【雪珥】二十多年前，我痴迷般地喜欢上了一本书，那就是尼克松的著作《领袖们》。这位美国前总统在书中，如此描绘中国总理周恩来：&ldo;他是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rdo;

厄克松当然不会明白，在中国的舞台上，聚光灯必须也只能照在一个人的身上，其他人则必须谦恭地将自己湮没在巨大的阴影下，明智地躲避着，或者耐心地等待着聚光灯。

那时，我刚刚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求学，在几位师长的帮助下，给自己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读书计划。当我读完几本讲述洋务运动的书后，书中那着墨不多的恭亲王，却令我总是想起尼克松的这段评述。

谦卑，韬晦，在领导面前勇于并且善于自我批评，乃至自我贬低，在时机未到时静如处子，在时机到来时动如脱兔，所有这些，也正是我在那所号称&ldo;青年黄埔&rdo;的大学内所接受的官场入门训练。

那位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就成为国家掌舵人，之后又被历史贬低到无限小的恭亲王，是否就是中国特色的从政之路的典型呢？我对此很感兴趣。但这种兴趣，只是一闪而过。从1987年赴北京求学，到1999年移民出国，这12年间，中国大多数人都难以安宁地守着一张书桌了。恭亲王，连同周恩来一道，被忙碌的名利追逐扫出了我的关注范围。直到2002年我重新回国，并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漫长六年间，为了抵御孤独和诱惑，才开始重新提笔写作，并将笔端伸向我最感兴趣的中国改革史时，那个阴影中的人物，才又回到了我的脑海。

在我今年撰写的恭亲王专栏中，我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那些阴影中的人物的共同点：老二性格。恭亲王曾经是有棱角的，在&ldo;垂帘听政&rdo;和&ldo;亲王辅政&rdo;的&ldo;一国两制&rdo;早期，权力的重心在恭亲王手上。但在经历了几次碰撞后，他彻底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帝国的管家，而太后们才是真正的女主人。自此，那个神采飞扬、风度翩翩的恭亲王就不见了，郁郁寡欢，忧谗畏讥，言辞谨慎（&ldo;谨言&rdo;却未必&ldo;慎行&rdo;），成天忙于事务，只管埋头拉车，不管抬头看路，消极&ldo;抓革命&rdo;，积极&ldo;促生产&rdo;，&ldo;老二性格&rdo;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令我震撼的是，在参观整修如故的恭王府时，我在百年的宫墙发现了一些四十年前的红色标语，其中就有：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

忠实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

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那一刻，我真感觉头皮发麻，对历史的无情和荒诞充满了敬畏。那个从恭亲王联想到周恩来的离经叛道的念头，又在脑海闪现：为什么在如此多需要他操心的大事小事中，周恩来要将整修恭王府对外开放，作为自己交代给谷牧的三个遗愿之一呢？（请读者自行查阅相关官方报道）为什么周恩来在&ldo;抓革命，促生产&rdo;的百忙之中，还多次来到恭王府，他真是为了发掘&ldo;大观园&rdo;的原型，还是在凭吊什么，还是想传递什么信息？

【《中国经营报》记者】作为一个体制内改革派的代表，恭亲王身上似乎充分体现了一个体制内改革者对改革分寸的拿捏，在这一过程中，体现了其自身的哪些纠结和矛盾？这其中，有哪些是恭亲王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

【雪珥】我们常说的所谓&ldo;局限&rdo;，其实就是观察者以自己的标准，以当下的标准，乃至以自己在当下的利益诉求为标准，去丈量历史人物所发现的那些不如意的地方。认为历史人物都有&ldo;局限&rdo;，这本身有一个逻辑前提：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ldo;今&rdo;必胜于&ldo;昔&rdo;，&ldo;新&rdo;必胜于&ldo;古&rdo;。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ldo;今&rdo;与&ldo;新&rdo;往往就是&ldo;昔&rdo;与&ldo;古&rdo;的某种翻版而已，绕了几十上百年的圈，抬头一看，可能又回到了。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无奈之处，所谓&ldo;势禁形格&rdo;。所以，我更愿意谈论的是恭亲王的&ldo;势禁形格&rdo;，而不是他的&ldo;局限&rdo;。

我曾经很深地介入体制内的运作，几乎零距离地观察了处于改革开放第一线的浙江在整个90年代的全面蜕变。我曾经提出一个很有意思但也很尖锐的观点：浙江的发展，关键是受益于地方政府有意无意的不作为。改革初期一直到90年代末，浙江并非一个官场的亮点和&ldo;要缺&rdo;。既非冲要之职，则官员们的首要思想便是&ldo;平安无事&rdo;，为求&ldo;平安无事&rdo;，便要自己少惹事，首先便是不敢提倡什么敢为天下先的东西，不会涌现出什么明星式官员，吸引舆论的目光和炮火。其次便是没有能力消灭那些石头缝里蹦出来的&ldo;已为天下先&rdo;的新生事物，比如温州这样的&ldo;资本主义萌芽&rdo;，不是不想消灭，而是这样的野草实在太茂盛了，要消灭就必须大动干戈，一大动干戈就要引人关注，就无法&ldo;平安无事&rdo;。这种官场本身的非主流性，导致在浙江的几个改革发祥地，对草根改革的践踏都很不彻底，敷衍了事，斩草不除根，这就在客观上为小草的繁衍提供了极大的空间。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良性的&ldo;钱权交易&rdo;模式：权力对资本的维护，起初还谈不上&ldo;保护&rdo;，而仅仅是&ldo;不伤害&rdo;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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