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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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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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阳翰笙：《〈讲话〉在重庆传播前后》，1982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为了坚持有效的斗争方式，开辟出版阵地也是十分必要的。自&ldo;皖南事变&rdo;以后，进步文化工作者出书越来越困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一再受到沉重打击。党组织为了解决沫若和其他进步文化工作者出书难的问题，以便于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于是决定帮助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和侄儿郭宗益（培谦）创办一个出版社，资金由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凑集，社名则从于立群和郭宗益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合成，定为群益出版社，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在重庆正式开张。临江路嘉陵江边的一间简陋的木板屋，就是出版社的办公地点，编辑部和经理部都设在那里。沫若的题词宣告了群益出版社的办社方针：&ldo;文化之田，深耕易耨。文化之粮，必熟必精。为益人群，不负此生。&rdo;1该社除出版沫若的著作之外，还出版其他进步作家的作品，同时还编辑出版大型学术性刊物《中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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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吉少甫：《回忆郭老和群益出版社》，《文艺论丛》1980年第10辑。

一看见&ldo;中原&rdo;两字，人们马上会想到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示儿》诗：&ldo;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rdo;沫若以《中原》作为刊名，当然孕含着搞学术不忘抗日，一定要收复中原的意思。在创刊号《编者的话》中，他开宗明义地宣示：本刊对那种&ldo;在思想上袒护法西斯主义&rdo;，或&ldo;带有些那样的气息&rdo;的文稿，一概&ldo;敬谢不敏，不能让那样的豪杰来扰乱《中原》&rdo;。为了争取早日公开出版，该刊办了几次登记手续都未获准，找熟人疏通也没拿到登记证，原因在于主编是郭沫若。一九四三年的一天夜晚，沫若应中华剧艺社之邀，观看他们演出的陈白尘的剧本《大渡河》，恰好碰到潘公展。闲谈时，潘公展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ldo;《中原》出了没有?&rdo;沫若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不卑不亢地说：&ldo;登记证还没拿到，希望帮帮忙。&rdo;潘公展只得敷衍道：&ldo;当然，当然。&rdo;他哪里会想到沫若紧紧叮住不放：&ldo;明天我就找个人来拿。&rdo;第二天一早，沫若就写了一封信派人带去找上门，潘公展终于无可奈何地发放了登记证。1有了登记证，每期的稿子还得送审，这又惹来许多麻烦，卡、压原是家常便饭，以致《中原》月刊时常变成半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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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刘盛亚：《郭沫若在重庆》，见曾健戎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郭沫若在重庆》。

关关卡卡一重又一重，长期战斗在反动堡垒里，当以合法的形式从事&ldo;非法&rdo;的斗争为最艰难。好在沫若善于排除险阻，&ldo;抟捏万端皆在我凭将妙手著成春&rdo;，归国六年来，他一刻未敢放松。

归来雌伏古渝州，不羡乘桴学仲由。

笔墨敢矜追屈杜?襟怀久欲傲王侯。

巴人扰攘徒趋俗，鬓发零星渐入秋。

国耻靖康臣子恨，等闲白了少年头。1

这首诗正是他此时心情最真实的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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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汐集&iddot;和冰谷见赠却寄二首（一）》

郭沫若传--第十四章白果树下伏尔加河畔

第十四章白果树下伏尔加河畔

四十

在赖家桥全家院子里，在沫若寓所的门口，有一株高大的白果树，论年龄总在百岁以上了，沫若称之为&ldo;院落的老阍人&rdo;。它那独立不倚、孤直挺拔的姿态，它那鸭掌形的碧叶，它那夏云静涌似的树冠，引起沫若深深的爱慕。每年夏天乡居期间，他总喜欢在树下纳凉、会客、散步或思考。他忘不了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偕同邓颖超专诚从城里赶来，在白果树下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为他举行回国四周年纪念晚会并聚餐;他也忘不了曾多次与傅抱石、李可染等人在树下读画、赏画，纵论古今画派，每每乘兴挥毫题诗;他更忘不了和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一同围在树下唱歌、拣拾白果，象讲故事一样的跟他们讲述银杏的风格和价值，……白果树呵，你是沫若的一位无言的伴侣，你又是他的文章事业的见证人。

银杏树的北面有一小丘，形如水牛，沫若即以&ldo;水牛&rdo;名之，筑一亭于其脊上，题曰&ldo;银杏亭&rdo;。丘上荒芜，沫若便与立群荷锄种植，瓜菜常常丰收。这里也是文工会中人息游之处，更是七七幼稚园小朋友们最爱光顾的园地。七七幼稚园位于院落的西北角，园额是沫若题写的，立群在这里担任园长。无论早晨或傍晚，孩子们那清脆、稚嫩的歌声使全家院子更加充满生气。这歌声在沫若听来，又别有一番滋味，因为歌词出自他手，他自己也常喜欢跟着孩子们的歌声在嘴里哼：

白果树下有花园，

一群小主人。

我们大家真高兴，

有志气，有精神，

都象白果树一根。

又高大，又端正，

我们要撑到天边摩到云。

水牛山上有好花，

小鸟在歌唱。

我们大家真快活。

学读书，学写字，

都象水牛推磨儿。

不做声，不泄气，

我们要迈着脚步踏着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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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芍药及其他&iddot;下乡去》。

其实沫若自己就是一株银杏，也是一头水牛。在云遮雾障的山城，&ldo;银杏&rdo;始终躯干笔立，生生不息，&ldo;水牛&rdo;永远任劳任怨，耕耘不止。一九四三年七月，&ldo;热气团&rdo;袭击重庆，沫若中暑发烧，于病中还在惦念答应于怀（即乔冠华）为《群众》周刊撰文论述墨子的事。近年来文化工作委员会内外研究历史蔚然成风，以新史学的观点纂述的古代史或古代学术思想史，不断地有鸿篇巨著问世。朋友们的这些努力和劳绩，对沫若说来不啻是一种刺激和鼓励，也使他越发想恢复周秦诸子的研究。&ldo;人生如登山&rdo;这句老话，对现时的他却产生了新的意义：登山不纯是往上爬，有时候是往下窜。爬过了一个高峰要到达另一个高峰，必须窜下一个深谷。今天我或许已窜到了一个深谷的绝底里，我又须得爬上另一高峰去了。他在史学领域内就是这样永不歇脚，永不满足，以顽强的毅力从一个高峰攀登上另一个高峰，他认为这是&ldo;活在这人世上的一部分责任&rdo;。

这一年的七月底，沫若的烧刚退，就匆匆挈眷下乡，重与水牛山和白果树为伴了。下乡的第二天，他从研读方授楚的《墨学源流》开始，接着温习了几天《墨子》，即执笔为文，仅仅花了两天时间就草成《墨子的思想》，打响恢复诸子研究的第一炮。落霞把全家院子染得一片金红，他捧着手稿徘徊在白果树下，低声细心校读：&ldo;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充分地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名虽兼爱而实偏爱，名虽非攻而实美攻，名虽非命而实皈命。象他那样满嘴的王公大人，一脑袋的鬼神上帝，极端专制、极端保守的宗教思想家，我真不知道何以竟能成为了&lso;工农革命的代表&rso;!……&rdo;这样写是否太&ldo;偏恶&rdo;了墨子?朋友们不免又要说我&ldo;袒护儒家&rdo;了。他们可知道，在我是有我的客观依据的，我是平心静气地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一番，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才决定了对他们的评价，并没有把他们各自孤立起来，凭主观臆断去任意加以解释。他不知在树下已经兜了几圈，经过了又一番过细的思虑，终于心安理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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