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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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1页）

《兵车行》和《丽人行》的出现，是杜甫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也

是唐诗发展过程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关键。在盛唐后期，诗人们对于唐帝

国的由盛转衰并不是毫无觉察，毫无反映的，例如高适于开元二十六年（738）

作《燕歌行》咏边塞战争中军士之艰危辛苦，李白于天宝初作《古风》其二

十四（“大车扬飞尘”）讽刺奸邪小人之嚣张气焰，又于天宝十载（751）作

《古风》其三十四（“羽檄如流星”）揭露杨国忠等征南诏之惨败，等等，

但那些诗或借古讽今，或缺乏具体描写，在揭露的深度和批判的力度上都比

不上杜诗。而且杜诗采取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元稹《乐府古题序》，

《元氏长庆集》卷二三）的作法，即不再象其他诗人那样利用乐府古题来写

时事，而是自拟新题。1可以说，这正是对汉乐府精神的最好继承，因为当乐

府诗最初从民间产生时，本来就是“即事名篇”的，2后来文人拟作，才沿袭

旧题。现在杜甫恢复“即事名篇”，就不再受古题的束缚，反映现实时就十

分自如、灵活。

在长安十年的后期，杜甫创作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他开始把自

己个人的不幸遭遇与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及国家的危机灾难在诗歌中有机地

结合起来。从整体上说，杜诗不再是个人的啼饥号寒、叹老嗟卑之呻吟，也

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对民生疾苦的客观描述甚或居高临下的怜悯。

天宝十三载（751）秋，长安一带霖雨六十余日，农田都被淹没，长安房

1黄庭坚称李白诗“度越六代，与汉魏乐府争衡”（《答黎晦叔》，《山谷老人刀笔》卷八），的确，李

白的乐府诗成就很高，但是他径取乐府古题为诗题，这对于反映现实总是一重束缚。

2例如《战城南》、《有所思》、《平陵东》等径取首句作题，《陌上桑》即写采桑女陌上之遭遇，《孤

儿行》即咏孤儿之苦辛，等等，详见郭茂倩《乐府诗集》。

舍倒塌无数，关中大饥。但杨国忠竟然“取禾之善者献之，曰：‘雨虽多，

不害稼也。’”而玄宗也竟然“以为然”。更有甚者，“扶风大守房琅言所

部水灾，国忠使御史推之。是岁，天下无敢言灾者。”（见《资治通鉴》卷

二一七）在这种情形下，广大人民的生活之悲惨是不难想见的。杜甫也同样

陷于极度的困苦之中，他“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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