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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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1页）

曾几何时，过年了，人们通过写信彼此问候；再往后，人们因为交友范围扩大，改成了贺年卡；再往后，通讯发达了，贺年卡也懒得寄了，改成了打电话拜年；再往后，电话也懒得打了，改成了转发短信，甚至都不用自己的话。我不发短信，也对这些千篇一律的玩艺不感兴趣，我如果要向朋友拜年，就亲自打电话告诉对方。

这是情分，不是走过场。

我曾试图把接收短信的功能删除，但得到的答复是，只要开通了就不能取消，关了机都能接收到，惟一可以避免的方法就是，把手机扔了。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它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而且正在张开冰冷的大嘴扑向芸芸众生，每个手机持有者竟还美得屁颠屁颠地，心甘情愿地，被它所操纵。

这里我想给那些唯利是图的短信业务公司拜一个年，我不发短信，绝对是发自真心的愿望：

祝你们来年不顺利，愿你们的生意不兴隆。

写到这里，我有点累了。原本还想说的很多事，很多话，正如潮水般从我的心里一层层退去，接着涨满的是拍电影的梦想。

天黑了，雪还在下个不停。愿众生平安，天下公平。

《老吴太太》这篇散文什么时候读起来都让我感动不已，并因此产生创作冲动。

但改编起来才发现，有些文字只适合静静阅读，一旦改成电影，驴唇不对马嘴。特将此文收入，与大家共享。

老吴太太

刘齐（旅美作家）

我住纽约皇后区的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勤，下了扫，扫了下，街上总是白晃晃的一片。有一天我比较闲，就去法拉盛的中国音像店租带子。店主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对流行影视梃了解，挑出一摞带子，铺在台面上介绍说，这盘不错，写上海舞女的，有不少大胆镜头。那盘也挺火，两广黑帮联手贩毒，逼良为娼，都逼到女警察头上了。

我说，有没有写东北的？

店主说现在没有，过几天能进一盘。

这时忽听有人高叫：谁呀，这么想看东北片？

我一怔，定定神说，我想看。

那人呵呵笑了：纽约还是大小，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爱看东北片呢。又说，小伙子，你是沈阳人吧？

我说，叫我猜，你也是沈阳人。

那人又笑：吾们还用猜？一张嘴，一股苣荬菜味儿，除了沈阳人，谁说话能这么好听？

把家乡话与家乡野菜连在一起，多好！说这话的是一位女性，我心头一热，立刻对她有了好感。

不仅仅因为她是家乡人。

也不仅仅因为她爽朗、快活。

关键在于，她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大，年龄与我妈相仿，模样、神态也接近。

最像的是身板儿，都是宽宽绰绰的，富富态态的。

那一个时期我总想家，尤其想母亲，街头遇见胖一些的老太太，常常情不自禁地多看两眼。可惜美国人大多是西方模子做出来的，胖则胖矣，派头却不对，一说话更离谱，急里拐弯的，很难让你往家乡方面联想。现在好了，茫茫异邦，突然出了这么一位可爱的老人，苍天对我真是挺关心。

我们顾不上挑带子，随便找个长凳，坐下就聊。

老太太姓吴，来自沈阳郊区新城予，穿一件老式的黑呢短大衣，长得慈眉善目，实实在在。手背麻约约的，手指也发糙，没有粗活细活的长期磨砺，断然成不了这个样子。八成她是哪个留学生的家属，办到美国来，看看孙子，做做家务，房前房后见缝插针，栽三把韭菜两把葱。今天有空了，就到这里转转，租一盘录像带消遣。

纽约的带子，红的血红，粉的艳粉，搂搂抱抱，杀杀砍砍，未必合老人的心思。她应该喜欢评戏或者二人转，可能还会咿咿呀呀唱两口，比如《茶瓶计》，比如《小姑贤》。

这一次我没全猜对，老吴太大喜欢东北地方戏不假，说她是家属也不错，但却不是当今留学生的老人，而是前国军的妻眷，念过私塾和国高，算得上很有来历了。

多年前她随丈夫从大陆东渡台湾，后来又辗转到了美国。她的丈夫也是沈阳人，戎马半生，官至上校。假如这些年我的岁数一点儿没长，仍然停留在少年时代，相信我的反应会很强烈。国军！上校！这两个词可不简单，能引出一长串让人心跳的东西：大盖帽，小配剑，白手套，长筒靴，鞋根儿周围非常厚实，好像还钉了铁，以便提到蒋委员长时啪地一磕，打个立正。给我上！谁不上我毙了谁！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等等等等。然而，我已经老大不小了，又赶上见怪不怪的多元社会，出国后阅历更是大增，因此，我只是摸棱两可地说了声挺好，并不是特别的惊讶。

老吴太太提起往事，语气也很平淡，仿佛在谈针头线脑一类的家常话。她哪里像个官太太，她那双手勤劳朴素得可以纳鞋底子。补靴子可能也行。在纽约的洋氛围和华人聚居地的粤语环境中，听她用醇厚的乡音讲话简直是一种享受，眼睛一闭甚至有回家的陶醉感。我家在沈河区，沈河区的北边是皇姑区，再往北走，穿过楼群，穿过铁路，穿过河流和小湖，就是新城子区的大片庄稼地。我念初一时曾到那里的一个村庄参加过夏锄，夕阳西下，暑气渐消，齐腰深的苞米黑绿黑绿的，冒着清甜的香气，用乎一握苞米杆儿，凉津津的特别好受。夜幕四垂，年轻的女教师素于一挥，我们便七长八短、高高低低地唱起来：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老吴太太说出她家所在的村名，问我当年去的可是这个堡子，我说记不清了。

她有几分失望，又详细打听我父母家的住址，听说住在三经路，便很兴奋，露出不胜向往的神情。她似乎对那一带很熟悉，一连提了好几个街名和老旧的建筑物，还提到市府广场的那幢咖啡色大楼，说抗战胜利后，全市开大会，老蒋和宋美龄就站在楼上，向欢呼的东北百姓频频招手。

当时老吴太太还是没出阁的黄花闺女，也在场，穿一条蓝色的旗袍，激动得直想掉泪，嗓子都喊哑了。

我说我也在市府广场开过会，庆祝十一，批判&ldo;四人帮&rdo;

什么的。参加会的官员也不少，挤挤擦擦都站楼上，只是没有特别大的，最高才是省委书记，离得又远，隔着人山旗海，军警民兵，根本看不清长的什么模样。

老吴太太笑说，中国人就是爱开大会，吾们开完了你们接着开。

我说现在不怎么开了，再说那个楼也不行，矮爬爬的，跟周围一些摩天大厦、玻璃大厦相比，灰头上脸，黯然失色。广场倒是扩大不少，一律种上青草，围上栏杆，不准进去耙踏，谁进去罚谁款。

两个老乡相识之后，经常在法拉盛的音像店见面，因为都是同一时间租带，所以差不多是同一时间还带。

租完了还，还完了租，转眼冰消雪融，春风拂面，我与老吴太太已经很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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