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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1页）

到了1946年7月，就连ghq中裕仁最热心的保卫者费勒斯准将都开始催促他，为了防止对君主制的长期危害，希望他向国民做出忏悔。与此同时，被拘禁在巢鸭监狱的木户也对裕仁的战争责任问题进行了思考，但是将劝说退位的打算推到了他自己的严酷考验和占领结束之后。

在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占领了沈阳，斯大林以封锁柏林的举动向&ldo;杜鲁门主义&rdo;发起挑战的前后，1948年11月4日，东京审判在经过了6个月的休庭后开始进入收尾阶段。

审判长韦布在公审法庭内朗读了多数派的判决，他首先回顾了法庭宪章的法律条款‐‐由麦克阿瑟颁布并修订‐‐定义的三大类罪行。第一类罪行是：&ldo;……策划、准备、开始、从事……侵略战争、或者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的战争……或者参与了为实现任何上述行为而进行的共同计划或谋议。&rdo;依照纽伦堡审判的先例，从事这种战争被称为&ldo;反和平罪&rdo;。审判中，它主要是指对这几个条约的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关于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九国公约以及放弃作为国家政策实现手段的侵略战争的凯洛格-白里安协定。与常规的战争犯罪不同，&ldo;反和平罪&rdo;的犯罪主体是政策的制定者。检察方并非主张，侵略战争本身是非法的，而是日本被指控的侵略战争中的每种行为都违反了日本加盟的条约。为了进行这项指控，检察官们不得不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起因进行调查，为此，特别是不允许辩护方在证据文件中引用与亚洲的共产主义有关的内容之后，悬而未决的历史论争的马蜂窝又被捅开了。而另一方面，纽伦堡和东京都没有仅以&ldo;反和平罪&rdo;为依据作出死刑判决。

第二类罪行是&ldo;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罪&rdo;（一般战争犯罪），相对来说对这类罪行的争论较少。这种犯罪是根据关于陆地战争的海牙公约，和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来界定的。这两个公约都是公认的惯例法规，体现了人道行为的最低标准，适用于卷入国际武装冲突的所有国家。试图反驳&ldo;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罪&rdo;指控的辩护方，面对检察方汇集整理的证明日本在战争中所犯罪行的庞大证据，全部以失败告终。

&ldo;反人道罪&rdo;是第三类罪行。这个术语（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暴行而产生）的定义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所参照的四国伦敦宪章中的定义完全相同。其内涵是&ldo;战前或战时犯下杀人、灭绝、奴役、流放和其他非人道行为，或者以政治或人种为由的迫害行为……&rdo;这些主要针对平民的犯罪，只要与战争罪行有关联，&ldo;在国际法的范围内就可以惩罚。&rdo;在东京审判中，检察官根据由55件诉因构成的诉状，强调了各种类型的杀人罪，&ldo;当日本向有和平关系的国家发动攻击时，作为限定于侵略性攻击或违反条约的非法战争的结果&rdo;而被广泛接受。&ldo;杀人罪&rdo;成了一把巨大的伞，日本对珍珠港攻击和&ldo;南京暴行&rdo;都能被罩在伞下。

东条的死讯

韦布审判长还论述了法庭运营和各个案件的事实确认。尽管法庭查明日本陆军以胁迫和暗杀篡权有罪，但是免除了日本国民对陆军行为应负的责任。法庭还大幅减少了案件数量，在原来的起诉中这些案件都被认为得到了证实。韦布在概括多数派法官的观点时总结道：&ldo;……共同谋划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的行为，属于最高等级的犯罪。&rdo;

接下来，他对全部25名主要被告下达了有罪判决。东条被判死刑，与他一起被判处死刑的还有其他5位将官和一名文官：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和前外交官及总理大臣广田弘毅。在麦克阿瑟拒绝接受所有暂缓执行死刑的请愿后，7位辩护律师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他们的依据是美国宪法：东京法庭实质上是美国的法庭，但它的设立却没有经过国会的同意。它源自于杜鲁门总统的行政权，而且也一直是以此为基础运营的。在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听取律师团的&ldo;上诉&rdo;前不久，恼怒的麦克阿瑟告诉英国代表阿尔瓦里&iddot;加斯科因，即使最高法院下达了人身保护权的书面命令，他也会&ldo;无视&rdo;它而&ldo;把这件事委托给远东委员会处理&rdo;。12月15日，在最高法院审理此案的前一天，远东委员会赶在前面匆忙地宣布东京法庭&ldo;是依国际权威任命的国际法庭，并依国际权威行事的国际法庭&rdo;。5天后，最高法院裁定自己没有权力或权限宣告判决无效。

辩护律师们努力强调东京审判的政治性。但他们只是在揭露东京审判的复杂性，并强调麦克阿瑟权限的双重、暧昧的特性上小有斩获。现在，最高司令官进而下令执行对7名死刑犯的绞刑判决。之后他们的尸体被火化，骨灰的大部分被撒到了海里，法庭错误地认为这样就可以阻止某一天他们被当做烈士祀奉在寺庙里。一位侍从称，听到了东条的死讯，裕仁走进他的办公室哭了起来。

包括前内大臣木户和前首相平沼在内的16名被告被判处终生监禁。前外相东乡被判处20年监禁。外交官重光葵，没有被认定为决定开战的主要负责者，但因为他担任小矶内阁的外相，并且没有尽力阻止虐待俘虏而被判处7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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