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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1页）

然而，在作战方法中要完全摒弃这种主观的方法主义或作风，也是既不可能又不正确的。相反地，应该把主观的方法主义看作是战争的总的特性对许多个别现象所起的影响的一种表现。当理论还没有预见和研究这种影响时，就只能依靠方法主义。革命战争有它特殊的打法，这不是很自然吗?但哪一种理论能预先把它的特点包括进去呢?可惜的是，一定情况下产生的方法很容易过时，因为情况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而方法本身却没有改变。理论应该通过明确而合理的批判去防止使用这种过时的方法。1960年，普鲁士的一些将军们，例如路易亲王在扎耳费耳特，陶恩青在耶纳附近的多伦山，格腊韦尔特在卡佩伦多夫前面和吕歇尔在卡佩伦多夫后面，都因为袭用了排特烈大帝的斜形战斗队形而全军复没，以致霍亨洛黑的军队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惨败。这不仅因为这种方法已经过时，而且还因为在那时方法主义已使智力极为贫乏。

第五章批判

理论上的真理总是更多地通过批判，而不是通过条文来对现实生活发生作用的。批判就是把理论上的真理应用于实际事件，因此，它不仅使理论上的真理重加接近实际，而且通过经常反复的应用，会使人们更加习惯于这些真理。因此，我们认为除了确定用什么观点建立理论以外，还必须确定用什么观点进行批判。

我们把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同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区别开来。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仅仅是罗列一些事实，至多不过叙述一些最直接的因果关系。

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则有三种不同的智力活动。

第一是考证历史上可疑的事实。这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同理论是两回事。

第二是从原因推断结果。这是纯粹的批判的研究。这种研究对理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理论中需要用经验来确定、证实、甚至只需加以说明的一切，都只能用这种方法来解决。

第三是对使用的手段进行检验。这是既有赞扬又有指责的真正的批判。在这里，理论是用来研究历史的，或者更多地是用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

在后两种考察历史的纯粹的批判活动中，极为重要的是要探寻事物的根源，也就是一直到弄清毫无疑义的真理为止，而不能象常见的那样半途而废，也就是不能满足于某种随意作出的论断或设想。

从原因推断结果时，往往有一种不易克服的外在的困难，那就是完全不了解真正的原因。这种困难在战争中比在实际生活的任何其他活动中更为常见。在战争中，事件的真相很少能完全了解，至于行动的动机，就更是如此了，因为这些动机或者被当事者故意隐瞒了，或者由于它们是非常短暂的和偶然的，因而历史上没有记载。因此，批判的研究大多必须同历史的研究配合进行，但是即使如此，有时原因同结果往往还是不相吻合，也就是结果不能看作是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在这里就必然会产生脱节现象，也就是说，有些历史事件我们无法从中吸取教训。理论所能要求的是，探讨到有这种脱节现象的地方必须停止，不再往下推论。如果误以为已知的原因已经足以说明结果，因而对它过分重视，那才是最糟糕的。

批判的研究除上述外在的困难外，还有一种很大的内在的困难，那就是战争中事件的结果很少是由单一的原因产生的，而是由许多原因共同产生的，而且仅仅公正而认真地追溯事件的一系列根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弄清楚每个原因的作用。这样，就必须对原因的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于是批判的研究就进入了纯桦的理论领域。

进行批判的考察，也就是对手段进行检验时，必须弄清当事者使用的手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结果是否符合当事者的意图。要想知道手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必须探讨手段的性质，这又进入了理论的领域。

我们已经说过，在批判中极为重要的是探寻事物的毫无疑义的真理，不能随意作出论断，因为随意作出的论断不能使别人信服，别人也可以用随意提出的主张加以反对。这样一来，就会争论不休，得不出任何结论，因此也就得不到任何教训。

我们已经说过，不论是对原因的探讨，还是对手段的检验，都会进入理论的领域，也就是说，进入一般真理的领域〈这种真理不是仅仅从当前具体情况中得出的〉。如果有一种有用的理论，那么考察时就可以把理论中已经确定的东西作为根据，不必再去追溯。但是-当还没有这样的理论上的真理时，考察就不得不追溯到底。如果经常这样，那么著作家就会不胜其烦，就有无数的事情要做，可是要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从容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为了限定自己的考察的范围，他就不得不满足于随意提出的主张，这些主张尽管他本人不认为是随意提出的，但在别人看来仍然是随意提出的，因为它们本身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也没有得到证实。因此，有用的理论是批判的重要基础。批判如果不借助合理的理论，一般是不能使人获得教训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令人信服的和驳不倒的。

但是，如果认为理论能够把每一个抽象的真理都包括在内，批判的任务只是看看具体情况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则，那也是一种幻想。如果规定，在批判时决不能侵犯神圣的理论，这就会是可笑的书呆子的作法。创造理论的那种分析探讨的精神也应该指导批判活动，而且，批判有了这种精神，常常就会进入理论领域，进一步说明对它特别重要的问题。反之，如果在批判中只是机械地搬用理论，那就完全不能达到批判的目的。理论探讨得出的一切肯定的结论，一切原则、规则和方法越是成为死板的条文，就越缺乏普遍性，就越没有绝对真理的性质。这些东西本来是供人应用的，至于它们是否适用，永远应该由判断来确定。在批判时，决不应该把理论上的这些结论当作衡量一切的法则和标准，只能象当事者那样，把它们当作判断的依据。在总的战斗队形中骑兵不同步兵配置在一线，而应配置在步兵的后面，这是战术上的一个规定，但是对违背这一规定的任何配置都加以责难却是愚蠢的。在批判时，应该探讨违背这个规定的理由，只有发现理由不充分的时候，才可以引用理论上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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