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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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1页）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的三个&ldo;推倒&rdo;，并不是全面否定古代文学。他所要推倒的古典文学，其实是指仿古的文学。就在《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里，陈独秀用了大量文字赞美古典文学的优秀部分，说《诗经》中的&ldo;国风&rdo;、&ldo;楚辞&rdo;都是&ldo;斐然可观&rdo;的，魏晋以下之五言，改变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文学的一大革命，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砌之气，元明剧本、明清小说，&ldo;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rdo;。他主要批判的是六朝的靡丽文风，明代一味仿古的前后七子，和桐城派的一些人物，称这些无病呻吟的人为&ldo;十八妖魔&rdo;。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人的积极响应。

钱玄同（1887-1939），号疑古，自称疑古玄同，浙江吴兴人，文字音韵学家。刘半农（1891-1934），原名刘复，江苏江阴人，文学家和语言学家。钱、刘二人为了使文学革命激起更大的反响，发表了著名的&ldo;双簧信&rdo;。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汇集了各种攻击新文学和白话文的言论，致信《新青年》，然后由刘半农作《复王敬轩书》（即《奉答王敬轩先生》），逐条进行批驳。这个子虚乌有的王敬轩，不但代表了顽固守旧派的观点，而且还引起了不少复古思想者的共鸣。

近代著名学者、翻译家林纾发表《荆生》、《妖梦》两篇小说，攻击新文化运动是&ldo;禽兽之言&rdo;。又发表《致蔡鹤卿书》，规劝蔡元培保全名教，说&ldo;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rdo;，不应该&ldo;覆孔孟，铲伦常&rdo;。又说如果提倡白话文，那么小商小贩就都可以当教授了。

蔡元培回答说，伦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北京大学除了反对封建君臣这一伦外，&ldo;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rdo;。

北大还有一个进德会，其基本戒约有不嫖、不纳妾等，这都是与孔孟之道不相违背的。

蔡元培又说，北京大学也没有&ldo;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rdo;，国文课本，中国文学史和文字学讲义，都是文言。

当一位日本学者指责北京大学不尊孔子、废除讲经时，蔡元培答道：&ldo;北大崔适教授讲《五经要义》，《春秋复始》，陈汉章教授讲《经学通论》，黄节、沈尹默教授讲《诗经》，梁漱溟教授研究孔家哲学，北大何尝废讲经?&rdo;不过北大对于各家学说&ldo;均一视同仁&rdo;，这才是北大的胸怀。

李大钊则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认为：&ldo;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rdo;

时代的要求，加上先驱者的奋争，白话文学的主张取得了胜利。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规定白话为&ldo;国语&rdo;，通令全国中小学采用白话课本。从那时开始，中国儿童的启蒙教育不再是他们似懂非懂的&ldo;天地玄黄，宇宙洪荒&rdo;和&ldo;上大人孔乙己&rdo;，而是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适合于他们的东西。

白话文运动并不是文学革命的全部。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说：

我的意思以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

鲁迅说，白话文学&ldo;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rdo;。

所以，新文学的建设没有停留在胡适所讲的&ldo;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rdo;的要求上，而是进一步致力于文学内容的革新。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周氏兄弟。

周氏兄弟是浙江绍兴人，长兄周树人（1881-1936），笔名鲁迅等，二弟周作人（1885-1967），笔名知堂等。这兄弟二人的思想和文字，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ldo;树人&rdo;和&ldo;作人&rdo;，产生了磁化般的影响。

周作人在文学革命中发表了《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等重要文章，提出要从&ldo;灵肉一致&rdo;的生活角度去创造&ldo;人的文学&rdo;、&ldo;人性的文学&rdo;、&ldo;个人的文学&rdo;，又提出文学&ldo;为人生&rdo;的主张。他说：

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

周作人提出&ldo;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rdo;的艺术主张，这是对虚伪粉饰的仿古文学的有力矫正。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ldo;纯美学&rdo;、&ldo;纯艺术&rdo;的倾向始终不能占据主流，这与20世纪中国直面现实的需要高于一切是密切相关的。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也发表了一系列深刻犀利的文章，猛烈抨击封建伦理道德，为文学革命呐喊助威。鲁迅以他坚定清醒的现实主义立场和坚韧持久的战斗精神，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代表。而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影响最大的则是他的文学创作实绩。

1918年5月，《新青年》开始全部采用白话。鲁迅就在这一期上发表了新文学小说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这是一篇反对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小说中的&ldo;狂人&rdo;象征着一代还不能被多数民众理解的文化先觉者，是一个英勇孤独的战士。他通过痛苦的反思，得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封建宗法制度&ldo;吃人&rdo;。

小说结尾，说将来的社会&ldo;容不得吃人的人&rdo;。鲁迅沉痛地写道：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鲁迅在《狂人日记》之后，&ldo;一发而不可收&rdo;，写出了《孔乙己》、《药》等著名小说，深刻揭示了封建传统思想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他解剖中华民族国民性的弱点，意在暴露社会的病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几年后，他把自己这一时期的小说结集时，取名《呐喊》。&ldo;呐喊&rdo;二字，正是&ldo;五四&rdo;黎明期总体姿态的写真。那声音，直到1921年前后，还依然嘹亮。

在这片刚刚撕开的天宇上，一双双幼稚的手开始勇敢地&ldo;涂鸦&rdo;了。刚写了几首《老鸦》、《鸽子》和&ldo;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rdo;的胡适，1919年居然写出了《谈新诗》，还发表了一部独幕剧《终身大事》。1918、1919两年，《新青年》、《每周评论》连环掌般推出了一系列战斗力极强的杂感，如鲁迅的《我之节烈观》，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李大钊的《新的!旧的!》，刘半农的《作揖主义》等。这些杂感仿佛武侠小说中的&ldo;分筋错骨手&rdo;，进一步撕裂着旧世界的铁幕，进一步鼓动着新世界的狂飙。

小说界的动作也非常快。还在新文学小说的奠基作《狂人日记》问世之前两个月的1918年3月，胡适就在北京大学作了一篇《论短篇小说》的演讲。4月，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作了一篇《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若从时间上看，1917年的6月，陈衡哲在《留美学生季报》的新4卷夏季2号上发表的《一日》，目前被认为是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但这篇小说对于当时的国内文坛并无较大影响，作品本身也浅白直露，倘一味强调其&ldo;白话&rdo;价值，则恐怕上溯起来，在此之前，白话作品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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