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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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1页）

六月十七日

（7月23号）

“总而言之，如你再不接受我的这些意见，那么，除子女留在上海念书外，其余事情随你去决定吧！”我是一而再地苦口婆心地劝他，可是他概不听取，责备我被人欺骗，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诱惑。他说：“这么多人在外面念书要花多少钱呀？女孩子们念那么多书做什么？让她们早些出嫁算了。你不是十几就出嫁了吗？

迟早她们都是人家的人。”又说：“上海这地方是花花世界，你这样做，不害死她们才怪！”说罢，他就要我带所有的人立刻回四川，还要我今后不许与任何人来往。

天天吵闹，满口胡话，真把人气得要死。从这开始，我就想和他离开。联想到多少年来，自己一直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总是想用感情去感化他，使他转变，依然成为国家有用之材。他不但不接受我的忠告，反而提出这些不近情理的苛刻条件。这样下去，做夫妻还有什么意思？此后，我俩每天争论，尤其是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特别争吵得厉害。国民党人李伯申（又名李肇甫，曾任四川省议会的议长）、谢持（又名慧生）、记得还有杨沧白（即杨庶堪）、唐德安等从中调解几个月，向我多方面劝解，说什么丈夫脾气憨直，一时头脑不清，才提出这些莫名其妙的条件。还劝道：“大嫂，你要想到你们当初的结合是不容易的。多年夫妻，儿女成行。你暂时委屈些接受他的意见，把孩子带回四川。他气消了，让我们再劝劝，他慢慢就会听取你的劝导。他在背后也经常说你好，我们也很敬佩你。”

我经他们几次三番劝说后，心里很矛盾。想到儿子大明留在四川十分不妥当，还是把大孩子们留在上海读书，小的暂时带回去也好。如果他仍然不转变的话，带儿子、女儿再离开他也不迟。也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小儿子一起带出四川。于是我便暂时让步，答应回四川再说。他也答应把大孩子留沪，小的带回去。

二、分居

虐待无辜琼女我正在准备暂时回四川再说。有一天早晨，孩子们起床后都挤在洗澡间梳洗。丈夫走进去，看见文兴哲和国琼女也挤在里面梳头、洗脸。他大怒，一把抓住国琼女的头发，拖到他的卧房，把门锁上，开口骂：“你给我跪下，昨天你俩从法国公园回来，我关照过你们了。你们今后不许在一起谈话、玩耍，不然我要处罚你们。你们居然不听我的话。现在又在洗澡间挤来挤去，男女授受不亲，简直是搞得一点家规都没有了，还成什么样子！叫你不要听母亲的话，你年纪还小投考什么音乐学校，但你偏不听。”

我在门外听得他这样责骂仅十四岁的国琼女，我大声喊开门，丈夫不理，只好从门缝里望进去。见可怜的国琼跪在父亲面前哭而不语，丈夫坐在椅子上指着地下的一根绳子，一把剪刀，骂道：“你给我去死，这两件东西看你使用哪样……”从中作梗的大侄女国君则站在她叔叔椅子旁边，边替叔叔打扇，边指手划脚地劝国琼女说：“三妹，你就认错吧，说下次一定听父亲的话。”这时，我已忍无可忍，不顾一切地拼命敲门……

一封信我在当时又急又气。他又来无中生有，变本加厉地找麻烦。我未及去向李伯申等告诉这件事的时候，接着又发生一件事：就是国琼女的钢琴教师张景卿去法国留学，路经香港，在船上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提到船遇风浪，好容易才脱险等语。这封信先到他手里，他暗中拆开看后，大发雷霆，节外生枝地又重新开始吵闹。说我已经答应他不同任何人来往，为什么人家还有书信给我呢？而且，他硬说信中话，是挑拨离间我们夫妻的。我说：“我答应才没有几天，就是拍电报通知别人，也不能阻挡已经在路上的邮件啊！”他就把我的信扣起来，天天吵闹，烦死了。我趁他不在家的一天进书房把信撕毁了。第二天清晨，他发现信没有了，就去楼下叫嚷：“六儿（国琇）、七儿（国瑛），你们谁拿了我的信？”接连着一大串骂人的话，孩子们吓得躲在亭子间里，不敢出声。我在三楼怕孩子挨打，应声说：

“那封信我拿了，别怪他们。”于是他直奔上楼，边跑边说：“你好大胆，偷了我的信，还敢讲是你拿的！”接着就乱骂了一阵。这时候，我正在整理衣箱，国瑛女吓得躲在屋角落里。他一进门我就回答他：“你最好看看信封上是谁的名字，就可以证明是谁偷了谁的。”我话未说完，他就厉声说：“什么？”冲了过来，抬起脚上锃亮的黄色长统马靴，一脚向我胸前狠狠踢过来。我倒在地上，只觉得一阵剧痛，头脑发昏，知道敌不过他，立刻忍痛爬起来，转身往楼下跑。他接着把衣箱拿起，从楼梯口向我头上掷来。见箱子打不中，他就从楼梯追下。我直奔厨房后门，他追到厨房里拿起菜刀，我在一刹那间无可奈何，直跑到弄堂里去。他又追来。幸好这时候他侄子夏廼庚、夏大猷回来，迎面把他拦住，劝了回去。

再不回头我乘车到五马路张宝记电料行表兄张燮荣家。孩子们来看我，见我被踢得青一块紫一块的，都哭了。住了两个礼拜，一直到他打电报请北京干亲陈可达来上海再三劝我回家时，我才回去的。经过这场风波，我坚决要和他离婚了。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怨愤再也不能容忍了。想到他与我在共同的日常生活里，丝毫没有温暖，体贴和共同的语言；想到他的思想、人生观与时代背道而驰，并且变得越来越暴戾、嚣张。我越忍让，他却认为我懦弱可欺，越是得寸进尺。再回到四川又有什么意义？难道再去捧着一个金饭碗做夫人、做贤妻良母？做一个辛辛苦苦操持着一个没有希望的家庭的主妇？这样下去，徒然牺牲儿女和自己前途，更谈不上什么为国为民了。于是，我就正式提出离婚，并坚持把四个女儿都要带走，不要他一文一毫，也没有其它任何条件。人要有志气，这是幼时听来的教导。这时候，因李伯申、唐德安、谢持、干亲家陈可达极力劝解，暂时回家。可是我情愿领着老少吃野菜过活，怎么也不愿再回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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