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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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1页）

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怎样爱护这样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息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的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

这篇短评是凌晨看大样的编辑主任王芸生执笔的，按《大公报》惯例，短评和社评一样都是不署名的。此论一出，上海文艺界一片哗然，守灵的巴金&ldo;气得几乎跳了起来&rdo;。报社内部也有不同意见。编文艺副刊的萧乾愤怒之外，感到背后被人捅了一刀，放下报纸就去找胡政之质问，并表示自己的文艺版编不下去了。他认为此文攻击鲁迅，犯了众怒，坚决提出辞职，并要求报社刊出道歉启事。两人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在文艺版刊登一篇不署名的悼念文章，作为弥补：五四以来，万众青年心灵所依归的鲁迅先生，竟于10月19日的黎明，永远地搁下了他那管劲健的战斗的笔，弃我们而溘然长逝了。自有革新运动以来，我们没有过更巨重的损失，更深沉的悲哀。文字表达不出我们的惨痛！五十六年的苦斗生涯，如今他是躺在黄土坯下，宁谧地安息了。但我们坚信他仍以一种更活生更普遍的姿态永恒地存在这世界上的，只要还有不甘心做奴隶的人，追随他那坚实榜样，为着贫弱的中华民族搏战下去。

此文由萧乾执笔，经胡政之亲自修改，带有社评性质，再配上司徒乔画的鲁迅遗容，〗〇月26日刊登在文艺版的正中位置，用的是大号楷体（专栏外本来都是用新五号铅字），对鲁迅作了完全肯定的评价，一场风波算是暂告平息。胡找萧乾谈过两次话，其中一次，大谈自己办报的奥秘，大意是说：&ldo;我早年是留学日本的。我办《大公报》，心里总拿《朝日新闻》作榜样，得兼容并蓄。一家报纸心目中绝不可单纯只有一种读者，那样销路就不会大，影响也就有限了。现在这十四版报纸，各有各的读者。你这个《文艺》版是给青年读者看的。&rdo;

实际上，早在1931年1月28日，《大公报》天津版在《论取缔文艺政策》的社评中对鲁迅就有过类似评价。当时道路传闻鲁迅及一些左翼作家被捕，《大公报》呼吁国民党当局调整文艺政策，奖励、保护所谓&ldo;左倾&rdo;、&ldo;普罗&rdo;的新文坛，以养成真正伟大的文学家。文章谈到鲁迅时说，&ldo;其作品虽间有讽世疾俗之情感，而尖刻琐细，遗青年以不良之影响&rdo;。这个观点和悼念鲁迅的那篇短评如出一辙，都表达了对鲁迅的不满。两天后，《大公报》在1月30日的《读者论坛》上刊登玉棠女士《鲁迅被捕的感想》一文，显然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文章称鲁迅是&ldo;中国新思想的先进者&rdo;&ldo;青年受其思想和人格的感染，而觉醒勇敢起来，若执而问之全国，想来不知有万万的人了&rdo;，&ldo;鲁迅之对国民革命，实有莫大之功也。若说鲁迅近年来，对取得政权后的革命政府，并不加以赞助，且有不满之表示，然即此亦岂能尽怪鲁迅乎？&rdo;

关于鲁迅被捕只是误传，这样的误传有过几次。鲁迅一直在上海租界生活得好好的，熟悉他的曹聚仁说过一句话，鲁迅的晚年，&ldo;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害，并不曾有过&rdo;。

《大公报》一贯倡导的文风和鲁迅完全不同，鲁迅生前也从未在《大公报》上发表过文章，似乎没有建立什么关系。《大公报》对鲁迅的看法从1931年1月的社评到1936年10月的短评，并没有发生变化，那篇惹起风波的短评代表的也不只是王芸生个人的立场。当然《大公报》内也一直有萧乾等代表的另一种声音。到1944年7月8日、9日，萧乾还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由外面看一论我海外宣传政策》，文中说起鲁迅，一些英国人，&ldo;曾读到英译的鲁迅及其他新作家的作品，才知道少年中国正在创立一个新的文明。读了鲁迅的作品，他们才知道这新一代的中国已在重估五千年文明的价值。对那些社会黑暗的描写，他们并不吃惊。反而说：&lso;中国人素尚反省自责，这是大国民风度，这是开明改进的先声。&rso;&rdo;。

&ldo;老鼠食牛&rdo;

&ldo;九一八&rdo;事变发生后，王芸生因为在《大公报》编写《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专栏而一举成名，被看作中日问题专家。

1934年夏天，他有机会上庐山，与蒋介石等政要都有直接的接触。就是这一次。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对他说：&ldo;日本侵略中国，好比老鼠食牛，像似很难的；但是这个牛若老是像死的一样不动弹，早晚也有被老鼠吃完了的一天。&rdo;这番话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他希望中国不要成为一a王芸生头不动弹的牛，要有点&ldo;气&rdo;。他和朋友聊天，常常感叹一个&ldo;气&rdo;字：&ldo;中国幅员广大，没有&lso;气&rso;贯通着，便成许多块不相联系的碎土；中国人口众多，没有&lso;气&rso;蓬勃着，便不啻一群死人。&rdo;此后，他写的很多文章有意无意间倡导从容赴死主义。他说：&ldo;我们在历史上尽管也有文天祥、史可法等动天地、泣鬼神的人物，从容赴死的精神却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rdo;

当然，仅有&ldo;气&rdo;，仅有&ldo;从容赴死主义&rdo;还是不够的，不能从根子上解决中国的出路。从1936年冬天到1937年春天，抗日战争的大幕即将拉开，立志生平以文章报国的王芸生一连发表了六篇&ldo;寄北方青年&rdo;，不仅讨论当时迫在眉睫的救国问题，而且讨论更为重要的现代化等问题。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时刻关心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为此不停地思考、行动，这只是个常态，王芸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但他的思考提供了许多独特的东西。作为一位经历时代风云变幻的报人，一位深人研究过近代以来中国与日本关系的学者，他在观察、分析问题时有他自己独一无二的视角，加上他满含热情的文笔，打动了许许多多青年读者，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他的观点，与他商榷的人也接连不断，在他自己的文集中附录了不少来信和文章，其中有赞同他的，也有与他论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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