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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章（第1页）

197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得芝先生到我所任教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校要找一个会讲中文的教授来接待他们，所以就安排我接待陈得芝先生。那几天我负责开车陪着他们到温哥华各地方参观，可是那时候学校不放假，我还要上课。有一天我跟陈先生说：今天我有课，不能陪你们外出，你们自己随便参观吧。陈先生说：既然你上课，我们也不出去了，一起去听你讲课吧。那天我讲的是李商隐的诗，听了我的课以后，陈得芝先生说：你讲得非常好，你什么时候回国，一定要到我们南京大学来讲演。他把联络方式留给了我，我答应他回国时通知他。陈得芝先生是研究蒙古史的，王国维先生也研究蒙古史，恰好我正在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我们对王国维先生都十分敬仰。1979年我到北大、南开讲学时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了他我回国的信息。陈得芝先生很高兴，他一定要我到南京大学去作一次讲演，所以1979年我第一次到南京大学就是陈得芝先生安排的。

我记得是坐火车去的，陈先生亲自到车站来接我，帮我拿行李。我在南京大学的讲演是在中文系，我讲课的那天早上，他们告诉我，程千帆先生要来见我，可是程千帆先生那天有课，下了课就来。我记得那天我的课讲了差不多有一半的时候，程千帆先生来了。这时程千帆先生的夫人沈祖棻先生已经在两年前因车祸去世了，大家都说真可惜，要是沈先生在世的话，你们两位女词人聚会一下多好。那次演讲他们还安排了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老师来听讲，其中就有金启华先生，所以南京师范大学又请我去讲了一次，金启华先生还陪我拜访了唐圭璋先生。我和程千帆、孙望等几位先生还聚会了一次，大家都吟诵了自己的诗作和词作。

我跟程千帆先生认识以后，通信很频繁，他还把他整理的沈祖棻先生《涉江诗词稿》寄给我，是自己印的那种很简陋的本子，同时寄来的还有他和沈祖棻先生合编的《古诗今选》上册、他自己写的关于唐人边塞诗的论文，后来程千帆先生又陆续约我去南京大学讲过几次课。

那时，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几乎断绝，国内学界很愿意与海外学术机构及学人建立联系。程千帆先生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他写信让我提供这方面的信息，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一、欧美著名汉学中心（包括图书馆、研究所及大学亚洲学系）的名称、地址及主持人；

二、欧美著名东方学（汉学）学术刊物的名称、出版地址及主持人（近二十年）；

三、研究汉语古典诗歌及古代文艺理论的学人（特别是华人学者）及主要著作（专书或论文、发表刊物及出版书店）。

1993年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室，右二为程千帆

我把北美汉学研究情况写给他以后，因为索要的人太多，他们就发表在南京师范大学的《文教资料简报》上了。我还陆续给他寄了一些我的论文、《哈佛大学学报》、《哈佛博士论文目录》、《台湾古典文学研究》等书。当然程千帆先生也常常给我寄书，还替《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向我约稿。总而言之，程千帆先生为教学研究、学术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先生提出编纂《全清词》，委托南京大学承担编纂任务，由程千帆先生担任主编。南京大学组成《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程千帆先生请了海外两个顾问，一个是香港的饶宗颐先生，一个就是我。在我到南京大学讲学的时候，他还请我参观了他们的《全清词》编纂研究室。他们当初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他们办公的地方就在一个宿舍楼里，我经过走廊到他们的编纂研究室，两边都是炒菜做饭的人们。他们那时也没有带玻璃门的书柜，都是木板做成的架子，收集来的资料，都一包一包地放在那里。那时大陆的一切条件都不够好，做出点事真的不容易。1985年程千帆先生写信告诉我，大约年底可以交出《全清词&iddot;顺康卷》。他们真不简单，到2002年5月，《全清词&iddot;顺康卷》共二十册终于全部出版。遗憾的是，程千帆先生2000年就去世了。词的断代总集《全宋词》、《全金元词》及《全唐五代词》早已出版，而清词堪称鼎盛，词家词作又远超前代，仅《顺康卷》就三倍于《全宋词》。所以《全清词&iddot;顺康卷》的出版，实在是学术界与出版界之一大盛事，程千帆先生在天之灵若有所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我跟程千帆先生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我跟缪钺先生合作撰写《灵谿词说》时写的那些论词文稿，还有论词绝句，都寄给程先生看，程先生很赞同我们写的那些论词绝句。后来，我把词的演进分成几个阶段：最早的花间词和北宋的小令称为&ldo;歌辞之词&rdo;，其后苏东坡、辛弃疾的词称为&ldo;诗化之词&rdo;，南宋的词称为&ldo;赋化之词&rdo;。从歌辞之词到诗化之词，大家都有共同的认知，李清照就说像苏东坡的词就是句读不整齐的诗，这是大家公认的。至于南宋以后的词，很多人不大能够欣赏，而我提出把南宋词称为赋化之词。我以为这种演进有一种必然的需要，因为小令是很短小的，它可以有很多言外的意思，写得很含蓄的。可是柳永把男女的感情都用长调写了，就比较浅露，比较肤浅；而诗化之词如果写豪放的志意也都平铺直叙地写下来，这些激昂慷慨的词就流于粗率了。所以，从周邦彦开始，到后来的吴文英、姜白石都故意把它写得晦涩一点。因为词这种文学体式，跟诗不一样，诗你可以写成长篇的歌行。诗在朗诵时有一种气势，可以用气势直接打动你。可是词变成长短句，就失去这种气势了，太平铺直叙了，就失去了词的美。长调写婉约词就容易淫靡，写豪放词就容易粗率。所以周邦彦不得不用人工的安排，使它不能够一泻无余，不能够一下子滔滔滚滚地写下来。《古今词话》上说，长篇的歌行像骏马迈坡一往无前，可是词如果是长调，这样一直写下来，就显得浅率了。《古今词话》上还说词的长调要如同娇女步春，要像一个娇弱女子在春天里散步，要&ldo;一步一态，一态一变&rdo;，每一步都要有一个姿态，每一个姿态都要有一个变化，这样才有它的美。我认为这就是赋化之词的特色。我这样的说法得到了程千帆先生的赞成，他以为这种说法解答了词学中很多困惑和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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