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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1页）

五、台湾大学

从1954年秋天我进入台湾大学任教，到1969年秋天我正式离开台大，前后共有十五年之久。在这十五年中，值得我追怀忆念的人和事自然很多，我这里要讲的只是对于已经去世的几位师友的悼念。如果按他们去世的年代来说，那就是1972年去世的许世瑛先生，1978年去世的戴君仁先生，1990年去世的台静农先生，1991年去世的郑骞先生和1993年去世的叶庆炳先生。如果按年辈来分，前面四位都是我的师长一辈，只有第五位是我的同辈。回想五十多年前，当我初进台大教书时，这些师友所给予我的种种关怀和协助，实在使我深怀感念，没想到数年之间，竟然相继长逝，说来真是怆然不已。

我进入台大任教，首先应感激的就是许世瑛和戴君仁两位老师当时的推介。

戴君仁先生是我1941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后，教我大一国文的老师。许世瑛先生是鲁迅先生的好朋友许寿裳先生的公子。早在30年代中期，许世瑛先生刚刚结婚时就住在北平西城察院胡同我家外院的南房。许先生迁入我家外院住时，我才考入高中不久。那时他是辅仁大学的大学教授，我是一个中学生，所以我平常根本不敢跟他讲话。虽然与许先生同在一个大门进出，但我每次见到他只是鞠躬问好。而许先生对我印象却很深，那是因为他从一搬进来就常常听见我朗诵。其实我也不是为了学校的功课背诵，只是因为喜欢。我喜欢的诗能背下来的，我就大声地吟诵。有时也朗诵长篇的古文，而且是用古代诵读的方法，大声地吟诵。我在许世瑛先生挽诗中写过&ldo;旧居犹记城西宅，书声曾动南邻客&rdo;，就是记述这时的情景。后来我考进辅仁大学，许先生并没有教我这一班。但因为我在大学也是常常考第一，许先生有时听其他的老师提到我，所以对我在大学读书的情况也相当地了解。

1965年与台大中文系毕业生合影，第一排：左六为戴君仁，左八为台静农，左十为毛子水，右二为叶嘉莹，右三为许世瑛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国民政府接管了台湾。由于日本长期对台湾的统治，台湾大学中文系的阵容不是很强，所以那时台大中文系的老师都是从大陆聘请去的。1946年许寿裳先生接受他的好友陈仪的邀请，主持了台湾编译局的工作，为台湾普及国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许世瑛先生大约就是那时随父亲一起来到了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的，台静农先生、李霁野先生也是那时到台湾去的。

1948年许寿裳先生在他住的宿舍里被人杀死，三天以后国民党当局抓住了凶犯，匆匆定案为谋财害命，不到一个月就执行了。可是很多人根本不相信，那时正是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许寿裳先生是鲁迅先生的挚友，他写过一首题为《哭鲁迅墓》的诗，里面有&ldo;身后万民同雪涕，生前孤剑独冲锋。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叩晓钟&rdo;这样的句子，这里许寿裳先生把国民党当局比做&ldo;长夜&rdo;，言词并不算激烈。虽然许寿裳先生为人宽厚温和，但他的思想却是国民党当局不能容忍的，不管当局做出什么假象，大家都认为许寿裳先生是被他们暗杀的。一时间，在台湾的知识分子惶恐不安，李霁野先生就是那以后返回大陆，来到南开的。许寿裳先生、台静农先生、李霁野先生他们三个都是跟鲁迅一起创办未名社的好朋友，许寿裳先生去世了，李霁野先生回到大陆，只有台静农先生、许世瑛先生留在了台湾。

1962年与台大中文系同学合影，第三排中立者为叶嘉莹

戴君仁先生则是我在辅仁大学正式受业的老师，我对他当然更加敬畏，当年做学生除了见面行礼外，我从来不敢随便和他谈话，不过戴先生对我的作文非常赏识。那时我们的作文规定要用文言写作，我占了从小背诵的便宜，又常年用文言给父亲写信，早已习惯了文言的写作。记得有一次戴先生出了个作文题，是《书〈五代史&iddot;一行传〉后》。那时北平正在沦陷中，戴先生出这个作文题当然有一些言外之意。我在作文中就把这种含意做了些隐约的发挥，戴先生发还作文时写了几句批语，说我的行文&ldo;反覆慨叹，神似永叔&rdo;。我想大概因此之故，戴先生对我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跟我先生1948年冬天来到台湾后，人生地疏，谁也不认识，就给许世瑛先生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找一个教书的工作，许世瑛先生就介绍我到彰化女中去教书了。彰化女中的校长皇甫珪的先生宗亮东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那时许世瑛先生也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我想许先生是通过宗亮东先生介绍我去彰化女中的。1949年、1950年我先生和我相继出事以后，因为怕牵连他们就断绝了跟他们的联系，我在台南光华女中那三年也没有跟这些老师来往。三年以后我先生被释放出来了，彰化女中以前的训导主任吴学琼已转去台北二女中做训导主任，她就介绍我到台北二女中任教，我们就举家迁到了台北。到了台北我当然要去拜望许先生与戴先生，告诉他们我已经到了台北。许先生与戴先生听说了我不幸的遭遇都很同情。恰巧那时台大招收了一批华侨学生，想找一个普通话讲得好的老师去教他们大一国文，戴先生、许先生就向台大推荐了我。那时我还在二女中做专任教师，教两班高中国文，还担任一班导师，再加上在台大兼任的一班国文，本来已经够忙；一年以后，台大给了我专任的聘书，教两班大一国文，我就要辞去二女中的工作，但二女中的校长王亚权却不肯放我走，一定要我把所教的两班学生送到高中毕业，于是我就更加忙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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