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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7章（第1页）

这就是为什么&ldo;怜悯&rdo;的道德在日常意义中自有这个词以来就一直受到我们的尊敬，有时还成为思想家所希望的东西，但却从来没有实现的原因。康德下定决心要拒斥它，事实上，它与&ldo;范畴的律令&rdo;完全是抵触的，根据那一律令，生命的意义乃在于行动，而不在于听任柔弱无力的意见。尼采的&ldo;奴隶道德&rdo;是一个幽灵，他的主人道德则是一个现实。它不需要定则去保证它的效能‐‐它就存在于此，它不同于古代的定则。脱去他的浪漫主义的善变的面具和他的超人的模糊的幻象，他所谓的&ldo;人&rdo;剩下的就只是浮士德式的人本身，这种人今天是，甚至在传说的年代，就是一种有能量的、必然的和动力学的文化的典型人物。不论在古典世界中可能是怎么样的，我们的时代的伟大而卓越的实干家都是这样的伟大实干家，他们的超前思想和关切会影响千百万人，会影响伟大的政治家和组织者。&ldo;一种高级人类，由于其在意志、知识、财富和影响上的巨大优势，使他们能够利用民主制的欧洲作为他们最上手、最灵活的工具，来插手地球的命运，同时作为艺术家去塑造&lso;人&rso;自身。够了‐‐当人们抛掉以前的东西而重新学习政治的艺术的时候，这个时代就到来了。&rdo;尼采在一篇比已完成的著作凝练得多的未刊稿中如是表达了自己的思想。&ldo;我们必须培植自己的政治才能，否则就会被因为旧的选择错误而强加于我们的民主制所毁灭。&rdo;萧伯纳在《人与超人》中也如是说。尽管萧伯纳的哲学视野总体上是有局限的，但他比尼采更具实践才干和更少意识形态限制，在《巴巴拉少校》中，百万富翁安德谢夫特（undershaft）的形象把超人理想翻译成了现代的非浪漫主义的语言［事实上，现代也是尼采的真正源泉，尽管他是通过马尔萨斯（alth）和达尔文而间接地论及到它］。正是具有伟大风格的这些讲求实际的人，才是凌驾于其他人的命运之上的权力意志在今天的代表，因而也是一般的浮士德伦理的代表。这种人不会向梦想家、&ldo;艺术家&rdo;、弱者和&ldo;失败者&rdo;撒播他们的钱财，以满足无限的博爱之心；他们只会把钱财用于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亦即对未来精打细算的人。他们跟这些人一起寻求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给各代的生存创造了一个力的中心，这中心将比一代人活得更久。单纯的金钱也能够产生出观念，创造出历史，罗得斯‐‐其实，他是只有到21世纪才会显示出重要性的那种人的先驱‐‐在任意处置他的财产的时候，是因为他觉得理应如此。一个肤浅的判断，一个不能内在地理解历史的人，必定不能区分大众的社会道德主义者和人性传道者的文学饶舌跟西欧文明的深刻的伦理本能。

社会主义‐‐在其最高的且非它的拐弯抹角的意义上说‐‐像其他每一种浮士德式的理想一样，也是唯我独尊的。它的流行仅仅可归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甚至被它的倡导者完全误解了，那些人把它描述为是一系列的权利而不是一种责任，描述为是康德律令的废除而不是强化，是方向能量的减弱而不是加强。其对于&ldo;福利&rdo;、&ldo;自由&rdo;、&ldo;人性&rdo;这样的理想，以及&ldo;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rdo;这样的学说所具有的微不足道的和表面的倾向，也不过是对浮士德伦理的否定‐‐是跟伊壁鸠鲁的&ldo;快乐&rdo;理想的倾向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快乐的状态乃是古典伦理的现实总和和实质。这里恰好提供了一个有关快乐情感的实例，从所有外在的表象上看，它都是一样的，但在一种情形中，它意味着一切，而在另一种情形中，却意味着虚无。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描述古典伦理的内涵就是博爱主义，是由个体施及于自身、施及于他的肉身（a）的一种恩惠。亚里士多德就赞成这有观点，因为他恰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φι&labda;ανθρ&oga;π&oicron;s（仁爱）一词的，古典主义时期最优秀的人物，尤其是莱辛，对此深感不解。亚里士多德曾描述阿提卡悲剧对阿提卡观众的影响是泛爱的。悲剧的突转可以使观众从自我怜悯的状态摆脱出来。在早期希腊化时期，也存在一种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的理论，例如在卡利克勒斯（callicles）那里‐‐自然要以严格的、有形体的欧几里得式的人为先决条件。阿尔西比亚德是第一种道德理想的典型。他的所作所为，使得他在当时成为他那种人的最大典型，可他也被认为是古典的高贵（kalokagathia）的类型，并由此而受到赞赏。但是，普罗塔戈拉甚至更为明显，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本质上具有伦理的意味‐‐人（每个为自己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就是一种雕塑式的心灵的主人道德。

四

当尼采第一次写下&ldo;重估一切价值&rdo;这个短语的时候，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数个世纪的精神运动终于寻到了自己的定则。重估一切价值，此乃是每一种文明最基本的特性。因为一种文明的肇始就是：它将重塑前此存在过的所有文化形式，以另样的方式理解它们，以另样的方式实践它们。它所能为之事，不过就是重新阐释，在此所具有的这种消极特性，是这一性格的所有时期所共有的。它认定真正的创造行为已经发生过了，而它只需要着手继承庞大的现实性即可。在晚期古典时期，我们发现，这一情形就发生在希腊化罗马的斯多葛主义的内部，这也是阿波罗式的心灵漫长的垂死挣扎。在从苏格拉底‐‐他是斯多亚学派的精神之父，在他身上，内心枯竭和城市智性主义的最初征象已经明显可见了‐‐到爱比克泰德和马可&iddot;奥勒留的间隙当中，以往古典的每一生存理想都经过了价值重估的历程。在印度的情形中，婆罗门式的生命的价值重估到阿育王（aka）（公元前250年）时期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佛陀之前和佛陀以后的吠檀多派（thevedanta）写下的著作，就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自己呢？甚至现在，浮士德心灵的伦理社会主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那一心灵被伟大城市的石头围堵起来时，它的基本伦理也受到价值重估过程的影响。卢梭是这种社会主义的祖先；跟苏格拉底和佛陀一样，他是一种伟大文明有代表性的代言人。卢梭对所有伟大的文化形式和所有重要的传统的拒斥，他的著名的&ldo;回到自然状态&rdo;的口号，他的讲求实际的理性主义，就是明确无误的证据。文明的这三位代言人，每一个都埋葬了一段千年的精神深度。每一个都对人类宣讲了他们的福音，但这只是对具有城市才智的人类，这种才智厌倦了城镇和晚期文化，它的&ldo;纯粹的&rdo;（亦即无心灵的）理性渴望摆脱这些东西及其权威的形式和它们的坚固性，渴望摆脱不再属于活生生的联合体因而受到嫌恶的象征主义。文化为争论所湮灭。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伟大的19世纪的那些名字‐‐我们把他们同这出伟大戏剧的大军，如叔本华、黑贝尔、瓦格纳、尼采、易卜生、斯特林堡，联系在一起‐‐我们立刻就能领会尼采在他的未完成的杰作的片断性的前言中故意但正确地称作虚无主义的来临的意思。每一种伟大的文化都知道这种虚无主义，因为它的深刻的必然性是这些强有力的有机体的终局所固有的。苏格拉底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佛陀亦然。世上有一种埃及的或阿拉伯的或中国的祛心灵化的人类，同样也有一种西方的祛心灵化的人类。这不仅仅是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宗教变革和艺术变革的问题，更不仅仅是任何形式的可感知的或事实上的改变的问题，而是心灵在充分实现了它的可能性以后的状态的问题。要指出希腊主义和现代欧洲的巨大成就是很容易的，但却于事无补。大规模的奴役和大规模的机器生产、&ldo;进步&rdo;和不动心（ataraxia）、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近代科学、帕加马和拜洛伊特、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社会状况和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状况，都仅仅是历史表面的症状。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外在的生活和行为，不在于制度和习俗，而在于最深刻和最后的事物，那就是世界大都市的人类以及外乡外省的人类的灵性的完成。对古典世界来说，这种状况是随罗马时代而出现的；对我们来说，则要到公元2000年左右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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