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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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章（第2页）

文律早周旋。（《哭韦大夫之晋》）

觅句新知律。（《又示宗武》）

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

正象我们在第三章第四节中所论述的，杜甫所说的“诗律”主要是指律诗艺

术而言的。律诗是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才出现的一种新的形式，由于这种诗

体主要是继承了前代诗歌在丽辞和声律两方面的艺术经验而形成的，所以当

时一些诗人对之颇为鄙薄，不但年代早于杜甫的陈子昂、李白有轻视律诗的

倾向，而且年代晚于杜甫的元结及《箧中集》诗人也对律诗视若弊屣。杜甫

则不然，他不但在具体的创作中对律诗艺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为律诗格

律形式的确立与艺术手段的成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理论上再三强调

“诗律”（包括格律与艺术两个方面）的重要性，上面所引的杜诗就是明证。

第四，杜甫重视读书，把学识的积储看作提高艺术修养的必要步骤。他

称赞友人“群书万卷常暗诵”（《可叹》），他教导儿子要“熟精文选理”

（《宗武生日》），他自己也“续儿诵文选”

（《水阁朝霁奉简云安严明府》）。他还直接把读书与作诗联系起来：

“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又示宗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后两句诗可称是对读书与作诗之间的

辩证关系的最好说明。读书与作诗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历代论者对这个问

题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南朝钟嵘云：“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并指责“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诗品序》）。他主要是从“用

事”的角度否认读书与作诗的关系。南宋严羽则提出：“诗有别材，非关书

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他同时又指出：“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

极其至。”（《沧浪诗话?诗辨》）严羽的看法显然比钟嵘的要全面，但他

对读书与作诗之间的关系仍没有说清楚。其实社甫早已对此作了很好的说

明：读破万卷以后，诗人的见识提高了，艺术修养加强了，语言材料丰富了，

写起诗来就可能左右逢源，如有神助。在杜甫看来，读书与作诗之间决不是

毫无关系，也不是说多读书就一定能作好诗。如果仅以记涌为能事，那当然

对作诗并无多大益处。社甫所提倡的读书是“熟精”其“理”，读而能“破”，

也即融会贯通，积学广才。杜甫在创作中所以能茹古涵今，转益多师，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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