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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8章（第1页）

仔细说来，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和大辩论，都是虚的，只有大字报才是一种实在的具体的形式。鸣放和辩论，可以用嘴，也可以用笔；用嘴叫“口诛”，用笔叫“笔伐”。即使不说中国是一个重文本传统的国家，仅从口舌与笔墨二者的份量来比较，后者也明显更具有空间堆积和时间持续上的优势。常言道：“口说无凭”，只有“笔写纸载”才不容忽视和抵赖。从大批判的实用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口舌转化为笔墨较难，笔墨转化为口舌较易（照本宣科即可），还可以无限反复地转抄、翻印、宣读和散发，在录音设备还只是少数新闻单位的专业器材的当年，“笔”的威力和重要性远远盖过了“嘴”。因而实际上，“四大”就是指的“一大──大字报。

一九七五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一九七八年三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分别将“四大”列为“社会主义大民主”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一九八○年二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四大”没有起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相反妨碍了人民正常地行使民主权力。同年九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取消了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显然，宪法上列入或取消的“四大”，指的也就是大字报这“一大”。鸣放和辩论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活动，如小孩子吵架，街坊邻舍对骂，小俩口拌嘴，文坛上打笔仗，学术界的商榷，会议上的争执，法庭上的指控和辩护，议会的议案，选举时的论政，党派内外的矛盾，政治、军事和经济谈判，民事纠纷的调解，……所有这一切大大小小不同意见之间的纷争，都可以统称为鸣放或辩论，由任何宪法来规定其民主意义，是明显多余的。只有以“大字报”的形式出现，才能定义为“大鸣、“大”放、“大”辩论，才会郑重其事地特别予以规定为合法或不合法。

三、

那么，什么是大字报，我们怎样来定义它呢？最简单最字面意义的理解是：大字写成并公开张贴的文字。查王同亿主编的《汉语大典》：

大字报〔big-插racterposter〕发表意见的文字，一般用大字写成贴出，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大民主的形式之一，文化大革命时颇为流行，后被取缔

辞典的条目解释，与最简单的字面意义的理解没有多大的区别。但这种解释太不完全太不确切了，作为一种“理解”还说得过去，但作为词条的解释简直就是错误。所有的商业广告词都是“发表意见的”，而且“一般都用大字写成贴出”，──如“挡不住的诱惑”、“它使我恢复青春”、“四季如春的感觉”、“『咳』不容缓”、“不打不相识”……。另外，现在仍流行使用的标语、横幅、海报、告示通知、感谢信、祝贺信、道歉信和检讨等等，也都符合该条目的规定。如果它们都可以算作广义的大字报，那么又不符合“后被取缔”的说法。

反过来，大字报也并不都是有文字的，更不用说用“大字写成”了。文革期间有相当数量和比例的大字报是漫画。还不要说，这些漫画的艺术造诣，往往远胜过文字稿的文学水平；即以它们所产生的影响而言，也绝不能略过不提。苏联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曾宣布：“街道是我们的画笔，广场是我们的调色板。”在苏联这只不过是一种宣言；而付诸行动，只能在文革时的中国。这样说一点也不过份：没有漫画的大字报和没有文字的大字报都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当然，还包括大批判专栏刊头报尾的宣传画。有人甚至认为，由这些漫画、宣传画组成的文革美术，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唯一能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某种地位的中国美术。

这样认为可能偏颇，却说明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种类，没有文字的大字报重要到了怎样的地步。当然，如果略作改动，把词条解释中“发表意见的文字”改为“发表政见和民意的文字、图画”，也就比较接近我们所讨论的大字报了。

四、

大字报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大”。

它可以把任何弱小的声音，不论是鸣放还是辩论，是发表政见还是传达民意，是指责、攻讦、控诉、揭发、质问还是辩解、反驳，是提出问题还是解答问题，都可以通通放大为大声呼唤。

由于大，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听，愿意不愿意看，它都要直钻你的耳膜，直闯你的眼帘，直扑你的脑海，这就是所谓“打入性”。

由于大，你想躲躲不了，想逃逃不掉，它可以贴到你的办公桌上，贴到你的门口，贴到你的床头，贴上你的锅台旁、茅坑边，直至贴到你的身上，如影随形，无孔不入，这就是所谓“侵犯性”。

由于大，铺天盖地，呼风唤雨，摧枯拉朽，震聋发聩，“挟雷霆万钧之力，裹倒海翻江之势”，使你感觉穷途末路，四面楚歌，仿佛将立刻陷入灭顶之灾，这就是所谓“威慑性”。

由于大，你最不想让人知道的历史、缺陷、隐私，你干过的坏事、丑事、憾事说过的悄悄话、私房话、甜言蜜语、怨天尤人、东家长西家短，总之所有的陈芝麻烂谷子，全都兜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由众人围观、欣赏、品评、嘲笑，这就是所谓“公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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