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55章（第1页）

27．学术建设

皇帝本人偏好考据，重视经学，长期以来，对这一类学术活动给予了提倡。正是在他的支持之下，整理、考据古典文献的学术活动在乾隆时进入高潮，并在这一活动中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

据说，皇帝所以对考据学者表示重视，肇源于他对程朱理学和理学名臣的厌弃。清朝初年，清朝政府即将程朱理学确定为官方哲理；同时，对于理学名臣，也不次擢用，优宠备至。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的今上，从其幼年开始，即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理学教育。因此，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对理学笃信甚诚，习诵不辍。他曾说：&ldo;朕自幼读书，研究义理，至今《朱子全书》未尝释手。&rdo;&ldo;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辩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rdo;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理学名臣和程朱理学中的一些内容先后成为皇权进一步加强的绊脚石。这样，在经过百年之久的全盛时期后，理学名臣和程朱理学都遭到了冷遇。

乾隆初年，最高统治集团主要是由标榜理学的雍正旧臣所组成，然而，久而久之，皇帝感到，&ldo;讲学之人，有诚有伪，诚者不可多得，而伪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说，欺世盗名，渐启标榜门户之害&rdo;。这样，不少廷臣因为涉嫌党争和标榜理学，先后遭到了皇帝的斥逐和疏远。

皇帝整治朋党之初，尚将程朱理学与理学名臣分而视之，在他看来，虽然理学名臣&ldo;有诚有伪&rdo;，但程朱理学却完全正确。&ldo;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rdo;然而，随着皇帝对宋儒诸书了解的日益全面，他发现，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一些解释和一些程朱理学著作中所阐发的思想，并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加强。为此，继惩治朋党之后，皇帝对程朱理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四月，他在殿试试题中即提出了道学流行后&ldo;大道愈晦&rdo;的看法。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又对胡安国生当宋、金对峙之际，传释《春秋》，多以&ldo;复仇&rdo;立说，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并发出了&ldo;曲说之离经，甚于曲学之泥经&rdo;的感慨。后来，干脆又在科举考试中废弃胡安国的《春秋传》：&ldo;嗣后《春秋》题，俱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rdo;对于朱熹《名臣言行录》一书，虽然以其为朱熹所作，不能显加指斥，但当发现已致仕的大理寺卿尹嘉铨步其后尘著《本朝名臣言行录》时，皇帝即刻大发雷霆，掀起大狱。与此同时，皇帝对各起批评理学著作的文字狱案件的处理却明显放宽。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文字狱进入了高潮，但是对于批评程朱的著作，却网开一面，很少予以处理，有时还对借此兴狱的官员严厉呵斥。所有这些，都表明了皇帝对于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由于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程朱理学的黄金时期一去不复返，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它的衰落阶段。

在程朱理学遭到皇帝冷遇的同时，对于当时以整理和考据古典文献为业的一些学者，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其中首先引起皇帝关注的，是乾嘉学派的著名先驱、无锡学者顾栋高。顾栋高是康熙年间进士，雍正初年以建言放归，从此绝意仕进，研治经史。他以和理学家完全不同的方法研究《春秋》，将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时事分门别类，排列成表，著为《春秋大事表》一书，不但推动了《春秋》一书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于宋儒的《春秋》义例也是一个有力的批判。为了表彰他在经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乾隆皇帝特授其为国子监司业，&ldo;以为绩学之劝&rdo;。尔后，钱大昕、江永、戴震、杨昌霖等许多著名学者也先后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或者指定官员搜求其生平著作，或者由布衣特授官职。

皇帝所以对这些学者如此重视，既有政治上的考虑，又有学术上的原因。就学术原因而言，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国古典文献的积累达到了空前众多的地步。其中讹脱衍误、亡佚残损的现象极为严重，亟需对其进行一番系统的清理和总结。乾隆时期，国家富庶，社会安定，这一时机逐渐成熟。正是基于上述诸多原因，这些学者才由所谓在野派转化成为当权派，在学术上由原来各自为战的散兵游勇发展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学术派别‐‐乾嘉学派。

为了促成这些学者政治地位的转化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皇帝运用了科举考试这个杠杆。在此之前，各种层次的科举考试理学气味极浓，对于以整理和考据古典文献为业的学者来说，登上仕途极为不易。为了扭转这种情况，乾隆十年（1745年），皇帝开始在殿试时务策时加上了经、史方面的内容；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部分试题的比重愈来愈大。如乾隆十年殿试题云：&ldo;五、六、七、九、十一、十三之经，其名何昉，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出何地，其献何人，传之者有几家，用以取士者有几代，得缕晰而历数欤？&rdo;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殿试试题云：&ldo;《易》传三义，《书》分六体，《诗》有三作，《春秋》有五始，《戴记》多后儒之所增，《周礼》以《冬官》为散见，其说可胪举欤？&rdo;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殿试试题云：&ldo;《诗》三百十一篇名见《礼》及《左传》者凡几？十五国风或谓斟酌序次，或谓以两相比，语出何氏？&rdo;都是就经部文献所出之题。这些题目，对于研经治史的学者来说并不为难；然而对于不读经史而又高谈理气、性命的理学家和只会使用&ldo;且夫&rdo;、&ldo;尝谓&rdo;之类的词眼写作八股的文人来说，则很难入彀。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历次殿试中，乾隆皇帝很少就理学出题，偶尔出上一道半道，也不限定答案，而是鼓励士子自由思考，特别是启发人们从反面思考。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殿试试题即云：&ldo;自宋诸儒出，于是有道学之称。然其时尊德性、道问学，己讥其分涂，而标榜名目、随声附和者，遂藉以为立名之地，而大道愈晦。今欲使先圣先贤之微言大义昭如日星，学者宜何所致力欤？&rdo;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