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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1页）

对此，我想说的是，如果说传统人口论的核心，是&ldo;仇恨&rdo;，起先恨的只是一个&ldo;阶级&rdo;（地主、资本家），现在则是（全）&ldo;人类&rdo;，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是有一个&ldo;心术&rdo;上的问题，难道不该反思？

长期以来，就有一个历史学的&ldo;抹黑派&rdo;，一直在抹黑中国的历史，从政治上的&ldo;封建专制&rdo;，经济上的&ldo;残酷剥削&rdo;，到社会上的&ldo;人口众多&rdo;（不止把&ldo;汉族&rdo;都抹黑了，更要抹黑所有&ldo;少数民族&rdo;），如果这样，这个&ldo;国家&rdo;还怎么&ldo;可爱&rdo;的起来，成天空喊&ldo;爱国&rdo;又有何用？

但是，还有一点我是与原书作者不同的，就是我并不相信那套人口统计数字。我并不认为现在中国人口只有十三亿多，‐‐也不喜欢那种以为几百年以后如何如何的推算方法（倒不是对将来中国只剩下五亿、一亿的具体数字有何看法），‐‐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人口已经有十五、六亿以上，（12）尽管很少人会同意我的这一看法。

但是，&ldo;假如&rdo;（万一）中国现在人口已达到十五亿，‐‐一方面维持了农产品的高产出，一方面造就了经济的全面繁荣，‐‐各位，我们的人口史观是不是就会发生一个&ldo;大爆炸&rdo;？你还会对中国的&ldo;人口众多&rdo;抱有这样那样的&ldo;歧见&rdo;吗？

我写这些文字，并不是为了&ldo;上条陈&rdo;，‐‐老友高山几年前就曾找我，谈谈人口政策放宽的可能后果；他可能以为我了解历史上人口&ldo;自然增长&rdo;的情况，虽然我的看法跟其他学者很不一样，（13）‐‐我关心的只是，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观和人口观：人口众多，何罪之有？

我们不该从头想一想吗？

二、对地主残酷剥削的质疑

自1996年，我开始研究地主和地租，即地主与农民关系的问题。经若干寒暑，终于写成《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这是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不能回避的，也是前人没能给我们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之一。其艰辛可想而知，其关键则是要找到一个入手点，对我来说，就是&ldo;地租实收率&rdo;。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

老友陈支平教授曾在不止一个场合感叹：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以农立国的国家，以至于今，&ldo;历史学界居然越来越少有学者对地主‐农民这一最基本的问题有兴趣&rdo;！《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的出版，&ldo;真是喜出望外。&rdo;

这本小书里说的是拟解租佃关系的核心‐‐&ldo;地租剥削率&rdo;的问题。

说起租佃关系，不免要连带引出许许多多的相关问题，使人目眩，我们不妨从一个简单的角度入手。

农民起义和农民斗争，过去有一段时间曾经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可惜的是，农民大起义很少触及地租问题，文革时期有一本小册子《罪恶累累的孔府》（山东大学历史系、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调查组编写，《学点历史》丛书，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却与众不同，谈到了农民的抗租斗争：

一七五八年（清乾隆二十三年），滕县佃户四十余人，代表各村佃户，开会决议&ldo;共同一局，抢劫官场&rdo;，把被孔府霸占的劳动果实，全部收回，绝不留下一颗一粒。七月，秋谷成熟，孔府派来了爪牙进屯分谷。没料到，各村一致行动，将谷子全部运回自家场内。爪牙们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阻挡。佃户们摆好阵势，围住他们，有力地警告说：&ldo;绝不分给一柴一粒&rdo;！

由于这场大规模的有组织斗争的胜利，佃户们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此后这里的抗租斗争更是不断发生。一七七七年，二十年前领导过抗租的老将陈荣，又串联二十多户佃户，在一个夜晚把地里的麦子，全部收回农民家里；他们把反对孔府的斗争传统，亲手传给了新的一代。……

文章中的几个小标题就分别叫做&ldo;组织起来，抗租抗差&rdo;，&ldo;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rdo;，&ldo;集体齐退佃，饿死寄生虫&rdo;。这样的文字在今日已不多见，语句也十分典型。但问题也出来了，农民的斗争，既然是这样成功，他的成效表现在哪里？显然，农民的反抗和反抗的结果，在这里被割裂了。

如果说反抗是有结果的，我想，首先就应该表现在地租率的下降上。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有不少前辈学者利用各地发现的地主收租簿，研究了地租的&ldo;实收率&rdo;。他们发现，清代以来，地主实收地租，差不多一直是处在下降之中，总括起来，下降了二十多个百分点（其中也包括山东孔府，它在十八世纪下降了一半）。同时，契约上的规定租额也有相应的下调而不是上升（详见小书

第二章）。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在租佃关系研究中，有几个问题，比如地主到底占有多少土地，地租量究竟有多少等，一向都是研究的重点。据说，前者已获得了一些进展，后者则成为了&ldo;老大难&rdo;，地租率遂成为一个最难解的问题（详见

第一章）。

过去许多学者都曾试图解开这一问题。他们找到了许多地租契约，以了解地租率是如何规定的。可是却忽略了，所谓&ldo;规定&rdo;并不等于它的&ldo;实施&rdo;，所以，千件万件地读下来，我们发现，在那些几乎千篇一律的契约面前，地租率的研究仍然无法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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