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86章（第1页）

本篇发表于《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一、关于中国人口机制

李中清和王丰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许就是关于中国人的人口行为了：与马尔萨斯所说不同，很久以来，中国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体系，使之能够高度理智地根据其社会经济条件来调整人口行为：中国已婚夫妇自结婚至开始生育的间隔时间比较长，结束生育的时间比较早；在集体家庭的严密监视之下，中国夫妇能够控制&ldo;性的激情&rdo;；当他们想要孩子时，他们能够加快其过程；否则他们就节制和等待；他们又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要低得多。其计划人口的方式不是别的，而是控制生育和控制婴儿存活（14）。这些论点（特别是最后一点）发表之后，自然引致了学界同人的激烈争论。

的确，过去人们一向以为，中国的人口，只是受所谓&ldo;积极制衡&rdo;（战争、瘟疫和饥荒）控制的，只有其所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才能制止人口的增加。这样一种马尔萨斯式的&ldo;悲观&rdo;论点，现在看来，岂不都成了一个&ldo;神话&rdo;（15）？

由此，一个新的&ldo;神话&rdo;出现了。中国人能主动、自觉地控制人口！不是在二十世纪，而是在那以前长达几百年以至近千年的时间里！试问：没有这样的生育控制能力（和它的普及），一些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的人口，怎样才能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后一时期的低速成长呢（16）？

也许与众多的批评者不同，笔者并无意于否认中国历来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实现&ldo;避孕&rdo;的。在这里，问题可能只是在于如何&ldo;取证&rdo;，和如何评价它的具体效果罢了。

但遗憾的是，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并没有举出中国人是如何避孕和流产的例证（17）。而只是在相关的地方做了一些反推，例如，根据对辽宁一些地区的研究发现，当地人口出生数的升降与粮食价格呈反比例变化，无子家庭的生育间隔都比有子者短，等等（18）。因此有关的论证只能依靠其他的研究了，这就使该书的逻辑显得颇为无力。

为此，同属该一学派的李伯重在他的一项专门研究中提出，历史上节育知识在江浙一带民间已非常普及，其方法可分为药物和非药物的，后者又可分为手术的和非手术的两种（包括针灸、推拿，食物避孕，调节房事和延长哺乳等）（19）。有评论指出，这为中国历史人口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层面，增加了我们对近代前中国人口生育行为的理解；尽管仍有许多问题应该质疑（20）。

李伯重所说的避孕方法，首推服用棉籽油。他认为，自清代以来，在江浙这一盛产棉花的地方，农民广泛食用棉籽油，大约就是在不自觉地服用&ldo;强力避孕药&rdo;了（但不分男女老幼长期食用，是否会造成&ldo;不孕&rdo;的效果，于&ldo;不自觉&rdo;中又如何能够有意停用，则未作进一步的探讨）。其次还有一些&ldo;断产&rdo;和&ldo;疏胎绝产&rdo;方剂（如服食凤仙子、四物汤、九龙丹等）。除此之外，几乎就再没有谈到什么&ldo;防免作胎&rdo;之法了。而且，这些方剂与各种堕胎药物相比，尚处于&ldo;尝试阶段&rdo;，据说并未得到普遍而有效的运用（21）。在笔者看来，就不免偏重于&ldo;流产&rdo;（堕胎）等&ldo;杀生性&rdo;的技术手段，对于如何&ldo;避孕&rdo;则重视不够。而这，恐怕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ldo;避孕&rdo;的办法可能还有很多。例如，我曾听一位当事人讲，她一次因偶然带了一块麝香，从此就不能怀孕（她因为已有四五个小孩，也就&ldo;歪打正着&rdo;，乐得如此了）。还有朋友告诉我说，将一种药物&ldo;斑蝥&rdo;（&ldo;螌蝥&rdo;）置于子宫颈口（似是用一纸捻送入），也可有效地起到避孕的作用。旧日的妓女使用这一方法，&ldo;从良&rdo;之后，也就依然可以生育。此外，还有土制&ldo;避孕套&rdo;，压穴法（如指压会阴以&ldo;还精补脑&rdo;）、体外射精法，……（22）我相信，在现代技术传入中国以前，这一类传统的办法一定还有很多（我想再强调一句，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是其中的&ldo;避孕&rdo;办法，而不是&ldo;堕胎&rdo;、&ldo;溺婴&rdo;一类手段）。尽管其中只有一部分能够见之于文字史料，而更多地须倚赖&ldo;口述历史&rdo;资料。

20年前，当我在研究所里说到，有一些传统的办法可以避孕时，曾经受到同行的&ldo;讥笑&rdo;。今天这种情况大概是不会出现了。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更深入地搜寻有关史料，不仅是利用文字史料，也要大量使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尤其是，如果说江浙地区曾经在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使用这些方法，它又拥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那么，我们为何不能对口述历史调查寄予更高的期望呢？

在本节最后，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从这样一段史实‐‐江浙地区人口变化的方式乃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宋元明清时期的低速成长‐‐是否即可反推出它与&ldo;生育控制的普及&rdo;之间，必然存在一种&ldo;密切的关系&rdo;（23）？

我过去在中国地区理论的研究中，曾按照各地区的发展水平，把它们分作几个阶段（或类型），每个阶段又各有其特点，其第一项，就是人口方面的特征；它的表现之一，就是随着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速度&ldo;自然&rdo;会不断放慢。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地区，人口增长由先前的较高速度，转变为后一时期的较低速度，乃是一个规律（24）。而这，正是各地区发展的通例，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实际上，清代全国人口增长率也呈现出这种&ldo;依次递减&rdo;的现象。不能由此即推导出某一地区就一定有什么人口生育上的控制措施（如江浙），而其他地区则谈不到（如川广云贵）。实际上，在清代那些开发较晚的地区，大都经历了此一过程，按照这样的推理，它们是不是也具有同样而有效的人口机制了？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