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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5章（第1页）

第十六章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们

2005年作家李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5000年来，我们总以为敌人来自于草原，直到吃了亏挨了打才明白，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于海上。

从其演讲的内容看，这句话所指的对象，是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中国，但明王朝，恐怕对这句话也会体会至深。从建国开始，明王朝的主要战略防御重点，就是北方的蒙古部落，从朱元璋起就修筑长城，北方设&ldo;九边&rdo;，囤积雄兵百万，到朱棣时更迁都北京，加强北部防御。来自于海上的威胁，从元末明初开始，先是倭寇的持续骚扰，屡剿屡不绝。不过在明朝中前期，多是小打小闹。从明朝中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开始，倭寇却成为困扰整个明帝国的大患，从山东到浙江再到广东福建，倭寇肆虐中国东南沿海长达20年，这期间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相继来犯，东南沿海百姓惨遭屠戮无数。海上的敌人，渐成中国边防大患。

翻检明朝中期有关&ldo;海患&rdo;的各种史料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了如下的几个新名词。一是&ldo;奸民&rdo;，多出现在有关葡萄牙殖民者入寇的各类记录中，称葡萄牙殖民者是以沿海&ldo;奸民&rdo;作向导，继而侵扰中国东南沿海，起先只是少数人，后来却有&ldo;人心思乱，百姓纷纷为奸民&rdo;的记录。二是&ldo;真倭&rdo;、&ldo;假倭&rdo;，真倭容易理解，多是来自日本的海盗倭寇，假倭却鱼龙混杂，有&ldo;海匪&rdo;、&ldo;海寇&rdo;、&ldo;海贼&rdo;，都是沿海当地华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ldo;假倭&rdo;骚扰的次数和规模，要远远大于&ldo;真倭&rdo;。如此奇景，确为先前历史所罕见。不管&ldo;奸民&rdo;还是&ldo;假倭&rdo;，却都折射出了另一个新名词：明朝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华人海商。

【一】

在明王朝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ldo;海商&rdo;，其实是一个非法的词。

战国时期开始，中国东部沿海就有以海外贸易谋生的商人群体，到唐宋元时期，中国沿海的海商已然渐成规模，甚至一度达到极盛之景。比如中国东南沿海边民大规模地移居东南亚，就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到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曾达到顶峰，东部的泉州、宁波、广州等港口，皆为国际化贸易港口。元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中，东南沿海起事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皆与东南沿海业已壮大的海商势力有密切联系。比如张士诚麾下的诸多将领，皆是海商家族出身，方国珍虽是贩盐出身，却是以联合海商，&ldo;啸聚海上&rdo;的方式起兵反元。《元史》说东南元末农民大起义时，说&ldo;东南海寇四起，交相为乱&rdo;，诚为实情。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从争天下开始，至最后一统河山，对海商采取的是严厉打击策略。在明王朝鼎定天下后，朱元璋先是严厉打压江南富豪，尤其是有海商背景的富户们，不但课以重税，更逼迫许多家族举家北迁，至北方边境地区屯垦。这里要提一人，即大名鼎鼎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世人皆传说他有&ldo;聚宝盆&rdo;，事实上他的发家方式很简单，就是坐镇周庄，利用运河便利收购内地货物，再高价转卖外国商人，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皆是他的&ldo;贸易伙伴&rdo;。《吴县县志》说他的发迹&ldo;富甲天下，由通番而得&rdo;。明朝建立后，沈万三主动&ldo;表忠心&rdo;，不但向朱元璋捐献财物，为朱元璋修缮南京城墙，更出资犒赏军队。不过，他的这些行为却惹得朱元璋大怒，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降罪沈万三，将其流放云南，家产充公，7年后沈万三死于云南（又说贵州）。事情还没有完，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沈万三二子沈至、沈庄又获罪入狱，沈家再遭抄家。甚至在朱元璋临作古的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借蓝玉案由头，朱元璋再次将沈万三家人下狱，沈万三曾孙遭凌迟处死。几度整治，终让这个元朝末年富可敌国的家族凋零败落。

朱元璋之所以整治沈万三，有说是垂涎于沈家巨大财富，也有说是因为沈万三犒赏军队，犯了朱元璋的忌讳。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明朝一统天下后，先前张士诚、方国珍等部的残余势力皆盘踞沿海诸岛，时常伺机骚扰内地，他们勾结倭寇以及沿海海商，连年作乱。对此朱元璋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一面在东南沿海屯兵50万，设立卫所上千，加强海防，一面大力整治国内与&ldo;海匪&rdo;有瓜葛嫌疑的海商们。沈万三，就成了朱元璋&ldo;杀鸡儆猴&rdo;的道具。同时朱元璋厉行闭关锁国，就在沈万三获罪的次年，朱元璋裁撤了自唐朝起开始设立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大明律更规定：凡擅自造船且与外国人交易的，一律处斩，家人流放戍边。&ldo;严打&rdo;之下，自唐宋起日趋繁荣的中国东南海外贸易，几乎禁绝30年。

&ldo;海禁&rdo;口子的松动，是在明朝&ldo;靖难之役&rdo;结束，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后第二年开始的。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永乐皇帝朱棣在明州、泉州、广州三地重开市舶司，尤其是广州市舶司，不久之后由宦官监管。朱棣有此举，一面是为即将开始的&ldo;郑和下西洋&rdo;做准备，另一面也是为加强对官方&ldo;朝贡贸易&rdo;的管理。明朝海禁与清朝最大的不同，就是明朝并非&ldo;闭关锁国&rdo;，而是将海外贸易权牢牢抓在政府手中，由政府进行官方贸易。但这种官方贸易基本是&ldo;花钱买面子&rdo;，往往都是花买人参的钱换外国人的萝卜，以体现大明朝的&ldo;富庶&rdo;。海禁的两个缝隙，也在此时产生‐‐私货与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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