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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三元里的斗争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第一次显示了只有在广大人民中存在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封建统治者不认识，更不可能发动这种力量。但是，封建统治者在企图抵抗外来侵略势力时，也并不是想不到利用人民，按他们的说法，叫做&ldo;借资于民&rdo;。

封建统治者的&ldo;借资于民&rdo;的办法，有&ldo;募勇&rdo;和&ldo;团练&rdo;这两种形式。所谓&ldo;募勇&rdo;，就是官方出资雇佣壮丁作为正规军的辅助。例如林则徐在广州曾从渔民、蛋户和滨海居民中募勇五六千人。扬威将军奕经在浙江除从各省调兵一万一千多人外，还&ldo;募乡勇二万二千人&rdo;1。林则徐有《议覆团练水勇情形折》，说明了他对募勇的态度和作法。他说：&ldo;当防夷吃紧之时，恐此辈（指&ldo;粤东渔民蛋户以及滨海居民&rdo;）被其勾作汉奸，或为盘运鸦片，利之所在，不免争趋。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rdo;2。这种看法是有代表性的。浙江道御史殷德泰奏请在沿海各省招募水勇也说：&ldo;沿海一带，率多利涉之人，……其人小利自驱，招之即至，为我用则成水勇，为夷用则为汉奸。&rdo;3派到浙江的钦差大臣裕谦则说：&ldo;浙江之乡勇水勇，亦不过羁縻匪类，不使内讧而已&rdo;浙江巡抚刘韵珂曾在乍浦一带从&ldo;游民&rdo;中募勇，他说：这些&ldo;游民&rdo;，&ldo;性多犷悍，无事之时尚难冀其安分，有警之日，势更易于为匪&rdo;，所以他一面&ldo;添兵弹压，以驯其桀骜之气&rdo;，一面&ldo;将游民中之强壮驯良者，挑充乡勇以分其势，如有夷船豕突乍洋，4即令协同攻击，似于安内攘外，两有裨益。&rdo;1总之，在他们看来，他们所募的&ldo;勇&rdo;是也可以成为&ldo;汉奸&rdo;、&ldo;匪类&rdo;的人，是他们所很不放心的人，只是暂时利用一下罢了。从这种观点出发，其具体做法可想而知。林则徐说：&ldo;雇用此辈，流弊亦多，权宜虽在暂时，而驾驭必须得法。盖其来从乌合，非比有制之师，而又犷悍性成，每易藉端生事。……故当其招募之时，即令查明亲属，取具的保，……临事不藉冲锋，只令备为策应。……若辈久处行间，习知虚实，其中亦有所不宜，故又须加意防维，随时稽察。果能遵守纪律，出力向前，则留营酌编入伍，否则酌量资遣，妥为管束，以杜日后非为&rdo;2。可见，林则徐对于下层人民群众的态度，基本上属于封建统治者利用人民力量的观点，并不真是相信人民的力量。林则徐认真地执行禁烟，坚决地抵抗外来的侵略者，符合当时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他高出于其他封建官僚的地方。因此，他实行募勇，还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

至于所谓&ldo;团练&rdo;，那是指农村中地主绅士自己编组的武装力量。在镇压白莲教的战争中，这种团练起了很大作用，它并不是人民的武装，而恰好是同造反的农民对立的武装。道光二十一年九月，皇帝发出了这样的号召：&ldo;沿海各处乡村，均宜自行团练乡勇，联络声势，上为国家杀贼，下即自卫身家&rdo;；还提到了不久前的白莲教战争的经验；&ldo;从前三省教匪滋事，尽有由义勇出身擢至大员者&rdo;3。意思是希望各地方的地主绅士们仍能同样地出力。但是鸦片战争和白莲教战争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在镇压农民革命的战争中，各地方的地主绅士同农民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而集中地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朝廷的战争决心是始终不懈的，所以在官兵失利的情形下，地主绅士们愿意竭尽全力组成武装以支援。在鸦片战争中，朝廷的和战方针是那么动摇不定，地方的地主绅士们当然也就要对战争采取观望态度了。侵略者的仅以政府官员，军官和士兵为敌的表示，对于绅商地主们是起了作用的。在侵略军进入长江，攻陷镇江后，扬州的盐商和绅士们竟派出代表向侵略者献银三十万五千两赎城，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事例。所以，鸦片战争中，沿海各省虽然都鼓励地主绅士们&ldo;自行团练乡勇&rdo;，但这种地主绅士的武装在许多地方并没有组织起来或者没有起什么作用。

在广州方面，南海、番禹、顺德一带农村的地主绅士在鸦片战争中，通过他们原有的&ldo;社学&rdo;的组织，团练乡勇，参加抗英。这和抵抗侵略态度坚决的林则徐的影响有关。三元里的斗争，参加的除农民外，有当地的丝织工人，打石工人，人数近万，已远远超过团练的范围。一些主持社学的地主绅士参与了这次斗争，并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这些农村中的较小的地主和绅士，由于面临着侵略者的暴行，在群众自发的反侵略的斗争高潮中，也表现了斗争的积极性，但是他们的基本态度毕竟是追随地方官员的。所以他们很快地听从投降主义的官僚奕山、余保纯的劝说，停止了斗争。在三元里的斗争后，奕山为了掩饰自己对侵略者的投降行为，把这一次斗争当做自己组织团练的成就，向皇帝报告，并给其中&ldo;有功人员&rdo;请赏，得到赏的就是这些领导社学的地主绅士，其中有的由此而做了官。参与这个斗争的劳动人民中的英雄，则&ldo;名不见经传&rdo;，而只流传在当地人民的口碑上。据调查，有的参加三元里斗争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自称&ldo;生不到衙门，死不到地狱&rdo;，不愿向官府领赏，后来参加了五十年代的农民起义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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