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11章（第1页）

此外，这里还应提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越南服从自己反帝必反修外交路线的做法，事实上也不无干涉他党事务之嫌。这无疑加重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异倾向。中国领导人曾提出：我们坚持反帝必反修，这两件事不能分开。对此越南领导人表示：我们之间的判断有所不同。主要是如何评定苏联问题。你们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我们不这么说。其他一切问题都植根于这种评判之中。越南领导人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应该根据国际主义原则，特别是在越中关系这个问题上。[16]以此曲折地表达了对中国的不满。

此期，越南的报刊杂志开始发表影射历史的文章，宣传中国封建统治者对越南的&ldo;侵略&rdo;，制造反华舆论。越南政府开始向中国入越军队封锁越军内部情况、兵力数字、战况等军事情报，以及与美接触、探讨和谈可能性等外交行动的消息。中国支援人员与越军指挥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如越港口以维护主权为由，禁止一艘执行贸易协定任务的中国船只进港；越以主权问题要求中国支援部队的高炮部队在名义上受越人民军防空指挥部指挥，并派其联络组进驻等等。[17]随着苏联对越南事务的&ldo;插手&rdo;，中国对越南的最大援助已由物质转为精神，即&ldo;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理论&rdo;，而越南对中国援越意义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是对越南取得胜利的&ldo;可靠保证&rdo;，现在则只是&ldo;基本因素之一&rdo;了。[18]即如越南南方共和临时政府司法部长张如磉所回忆的：当时党早已决定与苏联结盟。之所以没有公开发表宣言，就是因为还需要中国的援助。[19]

在越南逐步转向依靠苏联，疏远中国的情况下，中国方面在处理对越关系问题上也采取了某些强硬态度。如1966年4月中越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和邓小平向越方声明：你们将苏联的援助与中国的援助相提并论，这对我们是个污辱。因此从现在起，在你们提苏联的援助的时候，不应提中国的援助。[20]另据邓小平回忆，周恩来和邓小平在1965年与胡志明的一次会谈中，针对越南方面有人提出的来自北方的威胁问题表示：如果胡主席也认为中国威胁越南，中国就把部署在广东、广西的几万驻军撤走，放到北方去。苏联正在威胁我们。[21]1966年，邓小平又向黎笋、阮维桢提出：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这使我记起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们对越南的问题&ldo;过分热心&rdo;了。现在看来他是有远见的。这种&ldo;过分热心&rdo;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猜疑？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因为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不过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将立即撤走我们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22]

在越南抗美战争形势紧迫之时，中国的这种表态，已带有了明显的施加压力的性质。对此，越南领导人在极力表白自己并不担心中国控制的同时，离异心理事实上也加强了。可以认为，中国的强硬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将越南推向了苏联一边。

（五）中国援越方针的微妙变化。

此期，由于越南在借助外力提高自主安全能力时日益明显地倒向苏联一边，中越之间在政治上的合作趋向冷淡，中国于大方针上仍然全力援越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1966年8月，越南方面以保卫铁路、公路运输及中国帮助的筑路工程免遭破坏为由，要求中国加强防空力量援助。中国方面婉言予以拒绝。[23]

1968年10月初，越南为获得台风损失的救济及南方作战的物资援助，要求派代表团来华。周恩来答复范文同：&ldo;中国党政负责人在10月因国内事忙，不可能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rdo;。对越方的需求，&ldo;可先在1969年援助协议中加以调整&rdo;。[24]尽管此时中共领导人确实正在筹备八届十二中全会，但是否真的紧张到无暇接待越南代表团呢？且不说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中国领导人曾与范文同举行了会谈，事实上在这次十二中全会召开前后及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会见了几内亚代表团、巴基斯坦外长、意共（马列）代表团、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等其他中国领导人也是外事活动频繁。[25]而与范文同的会谈却一直推迟到了11月才举行。

进入1969年后，中国开始向越南强调不能过分依赖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以后应当严格遵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中国领导人在同越南领导人会谈时指出：看来你们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供给部队武器也不困难，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希望你们考虑如何更好地、更适当地使用你们自己的人力资源。[26]同期，苏联情报部门报告说：中共九大以后，越南试图获得中国更为有效的援助，但未获成功。越中签订的1969年援助协议，中国人在半年里仅完成了314。他们还建议越南的船只离开中国的港口。这使对越南南方爱国力量的援助形势变得复杂化了。[27]

四

70年代初，越南抗美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中苏两国走向全面对抗。毛泽东已基本完成了从两面出击到联合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政治力量，集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对外战略的调整。中国重又开始倾全力援助越南。1971‐1973年是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签订援助协定的总额近90亿元人民币。[28]单就军事援助来说，这两年的援助物资即超过以往20年的总和。援越的规模十分庞大。[29]这种战略部署的变化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