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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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1页）

毛泽东则于1964年开始明确提出了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是年2月，他在会见金日成时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ldo;还有打仗&rdo;这一条。[23]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说：&ldo;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rdo;[24]虽然毛的这一表示，意图在于&ldo;采取攻势，说些空话&rdo;，以期在当时进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ldo;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rdo;，[25]但却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特别是苏联的强烈反应。其后，毛泽东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ldo;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rdo;？&ldo;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rdo;，&ldo;有可能没有可能&rdo;？[26]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ldo;我们要准备&rdo;。[27]

1966年1月，苏蒙又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ldo;友好合作互助条约&rdo;。[28]这一情况与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相结合，使毛泽东进一步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3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宫本显治时，于提到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ldo;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rdo;。指出苏联&ldo;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rdo;。并表示还要&ldo;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rdo;。[29]

毛泽东对苏联威胁的这种估计，不仅不断坚定了他关于苏联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党已经完全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党的认识，[30]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影响到了他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使他愈益把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同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联系到一起，戒备苏联向中国渗透，进行里应外合的颠覆活动。这一方面，为他继续强化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提供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依据；另一方面，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假想敌之列，也有利于他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掀起一场反对中共党内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

（二）毛泽东对内忧，即所谓亡党亡国问题的警惕毛泽东在1964年1月就曾批示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注意&ldo;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rdo;。[31]不过，据邓力群回忆，毛泽东最早提出国内防修反修问题是在1964年的春节，他找安娜&iddot;路易斯&iddot;斯特朗、爱泼斯坦等人谈话时说：中国有三个部搞修正主义。这三个部是农工部、联络部、统战部。[32]

这次谈话实际表明了毛泽东对1962年以来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不满，特别是对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不满。紧接着，他就在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表示：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防修反修问题；[33]并在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到要加强抵抗苏联入侵的准备时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防修反修；在6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提出从中央到省一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要抓军事。[34]6月14日，他又在十三陵水库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人员时强调提出：&ldo;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rdo;；要求&ldo;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rdo;[35]

是年末，毛泽东在对当时进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评判上与刘少奇产生严重分歧，他在12月15-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刘，并指责说北京有两个&ldo;独立王国&rdo;。[36]其间，陈伯达找王力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ldo;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rdo;。[37]此后不久，毛泽东在1965年1月接见斯诺时即谈道：中央将来怎么办？有可能出修正主义。[38]而由他主持制定、中共中央1月14日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则明确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9]这实际上已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指向了刘少奇。

至此，毛泽东基于对上述外患内忧问题的认识，开始准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解决中国国内的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需要消除外患，保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这对毛泽东而言，就是要解决苏联对中国的威胁问题。于是，他将目光投向军事防御战略，并进而开始考虑调整对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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