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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章（第1页）

苏共中央关于越南问题给苏驻国际组织代表的指示（1968年4月6日）

关于为争取全面和彻底地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轰炸而开展的全民运动问题。

批准给在国际民主主义组织中的苏联代表的指示（见附件）。

苏共中央书记

抄送：葛罗米柯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

……

责成你们采取必要的补充措施，以便继续进行和活跃为争取全面和彻底地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和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其他行动而开展的全民运动。

在这个运动中就进行共同行动的问题与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进行广泛接触的同时，应该表明：约翰逊的声明是不得以的步骤。这是越南人民对美国的侵略行动进行英勇抵抗的结果，是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友好国家对越南给予有利帮助的结果，是美国反战情绪空前增长的结果，是美国政府所遇到的社会和经济困难不断严重的结果，是全世界一切进步的和爱好和平的社会力量不断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

与此同时还必须强调指出，约翰逊所宣布的措施，并不符合越南人民和国际社会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全面地和彻底地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和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其他军事行动，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进行谈判。绝不能允许在国际社会各个阶层里出现某种幻想，因为这将会削弱国际社会继续和不断地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的重要性。这种大规模地施加压力的做法，其目的是：停止美国的侵略行动，并在这个基础上，根据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的条件，从政治上妥善地解决越南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出发，全世界爱好和平者的运动，青年、妇女和学生运动，亚非团结运动，一切国际和民族民主组织，都应该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今年4月3日发表的声明，如同支持在这方面可能采取的其他行动一样。

在目前的条件下，是能够并且应该进一步加紧有力地开展要求全面和彻底地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轰炸和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其他军事行动的世界性运动，以便为开始就解决与越南问题有关的一切问题进行谈判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样做之所以尤其必要还因为，尽管有约翰逊的保证，美国空军仍然继续对自非军事区域向北200-300公里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实施轰炸，这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美国政府&ldo;热爱和平&rdo;的保证是口是心非的。

在这方面所有国际民主组织的任务是：对于美国新的军事行动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继续开展支持越南人民的运动；实现以前所通过的决议；全面发展今年3月23-24日在斯德哥尔摩磋商会晤时，在协调热爱和平组织的行动和支持越南人民、阻止美国在越南进行侵略行动的运动方面所获得的政治成果。在这次会晤时所通过的一切文件，尤其是呼吁书，是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共同行动的良好基础，是吸收广泛的社会阶层参加这些运动的良好基础。

你们应该采取措施，使你们所在的国际组织，从自己一方面表示支持斯德哥尔摩会晤通过的决议，以及磋商会晤就继续开展支持越南的运动所提出的建议（首先以呼吁书为基础），同时对自己的民族组织发出号召，强调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个运动对社会的影响力，利用所有的渠道和手段来散发这些文件，使它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威力。在准备这些文件时应该遵循上述所阐明的意图。

在实施这些措施时，应该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组织广泛地参与其中，更广泛地开展为争取结束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动的斗争。

请电告执行情况。

2001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李丹慧

美国在1965年升级越南战争时所寻求的政治、军事目标就是要使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长期维持下去，以此直接遏制中国，间接打击苏联。因此，伴随着不断增兵、轰炸越南北方等军事行动而来的，是一次次谋求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冲突的活动。对于美国的和谈意向、各方的斡旋，以及越美巴黎谈判，中国在1965年初至1968年10月的这段时间中一直坚决反对。中国此时之所以坚持这种立场，除了革命理念‐‐高举反帝旗帜、支援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防止越南抗美救国斗争半途而废；革命经验‐‐根据中共过去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只有取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才能拥有谈判桌上的主动权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安全利益问题。由于苏联以斡旋越美和谈为杠杆，力求实现对美关系的缓和及稳定，同时掌握解决越南问题的主导权，使得美苏在和谈活动中的密切合作及其发展趋向，以及越南逐渐亲近苏联和苏越结盟的前景，给中国的安全态势造成了新的潜在性威胁。中国对此十分敏感，故而坚决予以抵制，并且极力阻止越方在和谈活动中有任何让步的意向。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都各自开始着手新的战略定位。其中，越美和谈活动是关系到此项定位问题的关键。[1]由此，对待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也成为中国调整对美、对越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事实上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态势的看法及战略考虑的发展脉络。或者可以说，中国对打开中美关系机会的最初把握，也突出体现在这一变化中。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研究多有忽略，而理清这段史事，进一步考察1968年11月毛泽东对越美和谈态度的转变，将有利于从一个侧面阐释中国援越抗美进程中对美政策转变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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