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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章（第1页）

中国通过中美之间的第一次高层晤谈，一方面亮出了北京关于解决越南问题的立场，一方面又特意点明中国没有派出一个战士去印支战场打仗；同时提出中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四点立场，提醒说，如果尼克松访华期间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他的访问成果是什么？表示中国方面不是以此为总统这次来华的条件，但是作为访问的成果，中美双方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21]以这种方式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迈出与中国和解的步伐。

三个月后，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中美双方在10月20-26日的会谈中，讨论了尼克松访华结束时将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就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这次会晤，虽然仍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更加突出了双方共同的立场‐‐都反对霸权，即苏联的扩张主义；都承诺要使双边关系正常化。[22]

中美两次高层接触的结果是，其一，双方在各自的主张中看到了共同点。会谈时，美国表示从越南撤军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才能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则强调&ldo;坚持既定的原则立场，绝不会拿原则作交易&rdo;，[23]中国不会放弃援越的革命外交方针，为已同美国谈了15年多的台湾问题而牺牲越南的利益。两者虽然初衷不同，但客观上都已把解决美国撤军问题放到了首位。

其二，中国方面看清了美国在阮文绍问题上不会让步，于是，为推动撤军的实现，尽快结束越战，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开始转而劝说越南方面先解决撤军问题。7月13日，周恩来赴河内通报中美会谈情况时说：越南应利用每一个机会先解决美国撤军问题，而推翻西贡傀儡政权则需要时间。[24]委婉地劝越南领导人不要再坚持搞掉阮文绍。

其三，中美双方互相摸清了各自对苏联威胁的认识，不仅明确了在反对苏联的霸权问题上两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事实上还通过讨论印巴冲突时达成的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一致意见，[25]迈出了联合起来间接对抗印度背后的苏联的第一步。美国方面由此基本消除了对中国的猜疑和担心。中国方面则从基辛格关于美国不要求中国停止援助越南、在军控问题上不会迫于压力提出反对中国的方案，以及准备不断向中国通报关于核问题情况[26]的承诺，增强了坚持援越抗美与寻求中美和解同时进行的信心。

其四，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后得出的一个基本印象是：中国希望解决越南问题，但是不知道怎样做才能不使河内更加亲近苏联。[27]的确，越南方面对中美接触的态度，始终是中国十分关注的问题。为了消除河内的疑虑，基辛格离京次日周恩来就提出秘密访越，并于7月13、14日连续与黎笋和范文同会谈，通报情况。只是，当周恩来谈到尼克松访华将讨论越南问题时，越南领导人的反应十分强烈。据黎笋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即表示：越南是我们的国家，不是你们的。你们无权就越南问题说三道四，无权和美国人讨论这件事！[28]随后，北京注意到河内《人民报》发表的社论影射中美会谈，[29]而且对中美同时发表的关于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保持沉默，直到1971年末才向国人宣布，[30]显示了极为抵触的情绪，但是中国调整外交战略的大局已定，不可能再为越南的反对而改变自己的既定方针。因此，当11月22日范文同在与毛泽东的会见中要求中国拒绝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回绝了。[31]

面对越南的不满及越苏接近的趋向，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妥善解决转变对美政策中的务实与革命的矛盾问题，更加迫切起来。由此，中国一方面通过周恩来反复对国外新闻界发表的讲话阐明中国的立场，声明中美会谈的内容都是两国间的问题，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中国没有出卖任何原则，不像苏联那样，公开不敢谈，背后作买卖；[32]还以极其热烈和隆重的方式破格接待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33]在11月25日发表的中越联合公报中重申：支援越南和印支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ldo;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可动摇的既定方针，是中国人民不可推诿的国际主义责任。只要美国侵略者一天不停止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和干涉，只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神圣的民族权利一天没有实现，中国人民就要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rdo;。&ldo;中国人民早已做好了各种准备，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rdo;并且重新肯定越南方面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两个基本点：美国必须全部和无条件撤走其一切军事力量；必须放弃对阮文绍集团的一切支持和保证。[34]特别是当12月美国针对北越军队大量集结的情况，对北纬20度线以南的越南供给基地进行轰炸，同时给莫斯科和北京送去强硬照会，警告说如果北越发动攻势，就会招致最严重的报复行动后，中国方面以外交部12月29日发表的声明作为回复，表示坚决支持越南外交部18日和26日两次声明中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严正立场，并再次强调指出：中国人民支持越南人民和印支各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35]一方面以大规模援越为补偿，通过具体行动表明中国决不会以原则做交易的立场。是年，中国与越南签订了7项无偿经济、军事援助协议，折合人民币3614亿元，占中国该年度援外协议总额度的4867。[36]这个数字足以说明中国此时对援越问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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