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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1页）

就在傅斯年心烦意乱，悬剑空陇之时，新的命运之门再度向他敞开。

这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的官费留学生，傅斯年赴省会济南应考并以全省第二名的压倒性优势登榜。尽管如此，主考方不但不把这位&ldo;黄河流域第一才子&rdo;放在眼里，反而因傅斯年所显示的强大力量，坏了欲走后门安插亲信者的好事，立即成了权贵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和打压攻伐的对象。当权者以傅是五四运动的&ldo;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rdo;[20]且还是&ldo;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rdo;、&ldo;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rdo;等等为由，拒绝录取。这个听来令人满含悲愤的说辞，是否就是傅斯年在火烧赵家楼后，所思所虑和所担心的主体尚待考证，但就当时的情形言，大部分官僚政客与相当部分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心怀反感与恼怒。时任国民党湖南省代理省主席的何健，曾公开宣示他的愤懑之情，谓胡适之流&ldo;倡导的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煽惑无知青年&rdo;等等，[21]藉此可见社会政治情势之复杂，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立面之多。假如傅斯年有这样一种不祥的政治嗅觉，他在北大讲台上被胡霹雳猛打一拳后悄然退出，便可得到进一步合理的解释，否则将仍是一个历史之谜。

不管傅斯年当时和之后的想法如何扑朔迷离与不可捉摸，当他站在济南考场之外准备仰天出一口长气时，随着风云突变，心中的辉煌大梦瞬间成了狗咬尿泡‐‐一场空。这个结局，傅氏深感当头挨了一记闷棍，顿时天旋地转起来。

就在决定是一只&ldo;海龟&rdo;还是&ldo;土鳖&rdo;这一重大人生命运的紧要关头，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名豫）的科长，出于对傅斯年同情和对贪官污吏的义愤，据理力争，坚持应以考试结果为准，并言道&ldo;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rdo;[22]眼看陈科长已不顾自身得失跳将出来与当权者叫起板儿来，一些具有文化良知或良心未泯的官员，也趁机出面为傅氏大鸣不平。另有一群见风使舵，欲走后门而最终落败者，趁机煽风点火，四处鼓噪，给既得利益者施加压力。在一片噪杂的叫喊声中，当权者出于各种考虑，终于作出让步，把傅斯年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23]正在济南一间小旅馆垂头丧气的傅氏得此喜讯，当场喊了一声&ldo;我的亲娘！&rdo;眼珠一翻，差点惊昏过去。待跑堂的店小二弄来一碗凉水灌下，傅斯年才缓过劲来，并迅速搓干手心中那湿漉漉的汗渍，意气风发地回到了家乡聊城准备出国事宜。

同年12月26日，傅斯年晃动着小山包一样庞大肥硕的身躯，先到北京大学与师友告别，然后动身去上海，再乘轮船赴大英帝国，开始了为期数年的留学生涯。

就在傅斯年动身之前，蔡元培在学界呼吁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声中再度重返北大任职，师生二人得以于风暴中心的古老京城相会。蔡专门题写了&ldo;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rdo;的对联赠与傅斯年，寄望于这位北大出身的青年才俊渡洋后学有所成，将来折腾出一番开天辟地，震惊寰宇的大事业、大事功。傅斯年深受鼓舞，以同样的雄心壮志期许于未来。在与北京大学《新潮》同仁告别演说时，傅流露了自己对政治现状与政治运动的态度，说道：&ldo;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糟糕的&rdo;，并进一步断言：&ldo;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rdo;因而，傅斯年表示从此时起，下定决心要潜心学术，不再关心政治，不再过问政治。他坦城而直白地奉劝《新潮》社同仁：

（1）切实的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lso;我&rso;，是真实的。&lso;我&rso;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养成一个&lso;真我&rso;&rdo;[24]

到达英国后，傅斯年先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spearan）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和数学、化学、统计学、矿物学等等学科。1923年9月，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跟随近代德国史学之父、语言考证学派的一代宗师朗克（leopold

vonranke）弟子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25]傅氏之所以中途由英赴德，一个重要缘由，是因为中国的俞大维与陈寅恪两位天才人物在此就读。

傅斯年与陈寅恪相识，是他在北大读书时，经同窗好友、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介绍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大约在1915年春夏之季，离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还有4年。当此之时，20岁的傅斯年正在北大预科就读。尽管傅氏胆识俱在，国学功底深厚，在北大校园的小圈子里牛气冲天，不把同学与一般教授放在眼里，走路总是鼻孔朝天，与同学说话大多扭着脖子哼哼唧唧做不屑一顾状，但名声仅限于北大校园。而26岁的陈寅恪已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等地游学数载，肚里装载了不少东洋与西洋的墨水。二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相见，可以想象，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学问与见识当是深表钦佩的。许多年后，当在英国的傅斯年听说陈寅恪与他的姑表弟俞大维正在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时，心中大为惊喜，立即有了转学的打算。当时德国的近代物理学为世界瞩目，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力学，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而社会科学中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则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出于对陈寅恪为人为学和道德力量的敬仰，以及对柏林大学良好的学术环境、氛围与显赫声名的尊崇，傅斯年卷起铺盖，身背一捆英文、德文、中文等各种文字的书籍，外加一把打掉嘴儿的中国陶制茶壶，离开学习了近三年的伦敦大学，进入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与俞、陈二人在一个屋檐下携手并行，共同度过了四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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