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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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ldo;你为什么不去卖报，以便能挣钱来自己照顾自己呢？&rdo;

&ldo;他不让我去，他想让我继续在学校念书，并说当他快去世时，我就可以像他那样去参加工作了。&rdo;

这和那些突然离开纽约返回故国的清国男人们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他们无情地丢弃自己的孩子和孩子们的母亲，独自奔赴自己的美好前程，只偶尔有几个男人会带上他喜爱的儿子一起回国。

对于那些被留弃在唐人街的小流浪儿们来说，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他们哪天被某些机构设下的法网所捕获。然后，他们就可以从那里开始新生活，人们会教育他们&ldo;人类犯罪的倾向并非与生俱来&rdo;，并且，他们将会在那里获得面对人生向上奋斗的力量和勇气。

再版后记

我出生的城市内江地处四川盆地。沱江为长江支流，像一条蜿蜒的玉带，环抱着这个川中小城。李白诗赞为&ldo;青山横北郭，绿水绕东城。&rdo;我家伯父郑拾风少年出川，参加抗战，当过《大公报》的战地记者，后定居上海。他返乡探亲时，总要为我带回几期《儿童时代》杂志。扑面而来的书香，闻所未闻的故事，送来大上海那遥远而神秘的气息。拾风伯父还喜欢拉着我的手，一起吟唱宋代诗人李之仪的词：&ldo;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rdo;受他的影响，我对上海也有了一种天然的情感。

近年来，我多次行走沪上。坐在金茂大厦的顶楼喝茶，外滩梦幻般的景象，总让我回想起童年的往事，也感觉到《帝国的回忆》原版在反映中国社会演变的方面，似乎缺了上海这个主角。上海是牵引中国脱离封建帝制社会的火车头。上海的变迁，不仅牵动整个长江流域，而且对于全中国的改变，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利用去年赴美进修的机会，对《纽约时报》报道上海的电稿，有意识地截取了1854年、1877年、1886年、1906年、1908年五个时间断面，组成一个专题序列，编入新版，供读者观察、剖析。

驱使我编纂《帝国的回忆》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生长的城市与清末那段历史有很深的牵连。内江地处成渝铁路中段，是辛亥年间四川保路同志会斗争最尖锐的地区。1911年8月，革命党人会聚内江，召开了著名的&ldo;罗泉井会议&rdo;，共商起义大计。9月，他们把暴动日期刻上木牌，投入江中，做成了俗称的&ldo;水电报&rdo;，召集各路英雄会攻成都。朝廷震动，急调&ldo;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rdo;端方率领湖北新军精锐进川镇压，致使汉口兵力空虚，造成调虎离山之势，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端方行军入川后，也在内江境内被刺死。如果说武昌首义成功是果，而革命之花却开在内江。这一点也获得了中山先生的肯定。

另外，内江还是黄花岗烈士、民国大将军喻培伦的家乡。喻培伦19岁离开内江，东渡日本留学，是革命党中最有名的&ldo;爆破大王&rdo;。1911年4月27日，喻培伦参加广州起义。他在胸前挂满炸弹，率先冲进总督衙门，炸死、炸伤清兵无数。他为建立民权的中国流完了最后的血。民国政府为纪念他建立的&ldo;喻大将军祠&rdo;，就坐落在我幼时居住的文英街上。我曾无数次怀着敬肃的心情走过将军祠堂，对这位精忠报国的乡党充满敬佩。那些做出惊天大事改变中国的人，常常不是什么神仙皇帝，也不是装模作样的军机大臣，倒可能就是一名排长，或一位怒发冲冠的少年。

《帝国的回忆》自2001年由三联书店首发后，获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同时也有各种建议和批评。该书于2002年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在台北出版，也获得台湾学界的关注与评论。这次再版，我们吸收和采纳了各方面的意见，力求改进。为此，新版参考台湾版注释内容，对旧版进行了修订与补充。另外，按照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晓秋教授的意见，追加了一篇反映蒲安臣外交活动的电稿。再者，追补了一篇记叙&ldo;大秦景教碑&rdo;的特稿。为核实细节，我还专程访问了西安碑林。驻足碑前，仍能强烈感受到贞观年间那&ldo;盛唐巨光，景风东扇&rdo;的宏大气象，禁不住为我汉家文化之辉煌壮美而感慨万千。最后，原版关于李鸿章在纽约接受记者采访的内容，针对部分读者的疑惑，拷贝了《纽约时报》原始片断影印刊出，供读者研究。这次再版，共删减旧版8篇电稿，新增11篇，同时与出版社编辑一起选配了更多图片。这些照片和图片主要选自与文章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报刊，出自西方记者之手的景像和现场实录，更增加了该书的历史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如同一口硕大无比的&ldo;销金锅&rdo;。任何从外部世界传来的东西，一倒进锅里，都会有化学蚀变发生。1000年前，基督教来到长安，变成了景教；1000年后，英语进入上海，也被改造成洋泾浜，而西式法院则变成了会审公廨，甚至连美国公使也变成了大清皇上的钦差。中华文明5000年薪火相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有大海一样宽阔而包容的胸怀。这样的特质，对于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无疑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

借再版之机，谨向台湾远流出版社的陈穗铮女士表示特别的感谢。陈女士治学严谨，为责任编辑期间，曾与我反复讨论、印证有关译文和史实，令我深受教益。同时，向支持本书再版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周五一社长和张永副总编辑，向为本书撰写书评的陈克艰、周振鹤等前辈，向特别推荐本书的《南方周末》等报刊和赵启正、段永基、池莉、徐静蕾、赵原、陈文茜（台湾）、叶国华（香港）等先生、女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另外，外交部同事蒋书婉女士参与了部分新增电文的翻译，也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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