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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1页）

肯定派认为，此法实行后，对地方治安起到很好的作用，&ldo;盗贼&rdo;比过去十减七八；国家军力也有所增强，全部保甲民兵总数达六百九十余万人，主要是沿边地区组成义勇军，以&ldo;团教法&rdo;进行训练，也有数十万之众，成为禁军的重要辅助力量，有的还代替巡检司兵士巡逻。它有利于对禁军的整顿和减裁，节省国家军费开支，也增加了国防力量，所以此法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否定派认为，实行保甲法后，官府干脆取消耆长、户长、壮丁等差役，用保甲法中之保丁变相服役。此种做法，就连宋神宗都感到说不过去，曾谓：&ldo;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百姓。&rdo;然而王安石却强辩道：保丁&ldo;催税不过二十余家，于人无所苦。&rdo;事实上，保丁多由乡村下户充当，从上户那里往往催不到税，以至破产填赔，卖鬻子女。后来哲宗恢复免役法时，不得不改由上户充当的保长催税。由是，乡村主户既出免役钱，又服差役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南宋末年。另外，所谓&ldo;兵农合一&rdo;，这部分恢复征兵的做法，更使老百姓加重了负担。甚至有些地区，保甲为盗，百十成群，反而使地方不安。尤其是伍保连坐，实用严酷手段加强对民众的控制，是非常反动的。

六是市易法，熙宁五年三月颁行。目的是抑制富商对市场的垄断和对物价的操纵，改由官府垄断市场，平衡物价。经商取利，国库增收。具体办法是：在京城设立都市易司，各州、县大都设立市易务，形成全国市易官商经营体系，朝廷拨给本钱，平价收购商品，在垄断货源的条件下经商取利，包括贸迁物货、长途贩易、抵当业、地区茶、盐的专卖、边境蕃汉贸易，也向商人发放贷款或赊贷货物，收取年息二分的利息。

肯定派认为，市易法抑制兼并，打击了大商人垄断资本，平物价，通有无，有利于中小商人的经营，使得市场进一步繁荣。市易务的经营也获得大量赢利，增加了国库的收入。所以其立法宗旨是进步的，此法的实施过程虽有弊病，也有一定成效。

否定派认为，市易务利用权势垄断市场，套购倒卖，左右物价，苛征息钱、税钱，违法抑配，敲诈勒索，使用五花八门的超经济强制手段，严重阻碍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是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市易务不但自己经营混乱，贪污腐败，毫无成果，同时还妨碍了国家其他方面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如使得商税大亏、房廊日空、市舶司亏损等。尤其是市易务公开&ldo;夺商之利，一切归于公上而专之&rdo;，就连中小商人向市易务赊贷钱货也无异于饮鸩止渴，使大批商人都因负债而破产，&ldo;兼并之家以至自来开店停客之人，并牙人又皆失职&rdo;，沉重打击民间工商业，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王朝的衰败。

七是免行法，熙宁六年八月颁行。宋代宫廷、官府所需物资，大都通过科配制度向有关行业强行摊派，只象征性地支付部分钱款，甚或白拿，行户们苦于应付，其称为&ldo;当行&rdo;。这年，开封肉行派代表向官府提议缴纳一定数额的免行钱，便不再向官府供应肉，即免除相关的当行摊派。其他行业也纷纷效仿，提出纳钱免役的办法。市易务同意了这一做法，制定了所谓的&ldo;免行条贯&rdo;，规定各行业可根据其收入，大体上将行户分为三等，每月缴纳免行钱后免除行户对官府的供应。

肯定派认为，原来每年行人为供官不给，常遭到官府的迫害。以免行钱代替当行，将商行从为官府&ldo;当行&rdo;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显然在商业经营中缩小了国家劳役制的范围，这变革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否定派认为，表面上看，好像行户通过交纳免行钱就摆脱了官府的科索之苦，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把官府的非法勒索给合法化了，因为官府的科索摊派本来就是一种非法掠夺。此法实行后，官府又贪得无厌，普收广征，且层层加码，就连贫寒小户也不放过，致使王安石都认为：&ldo;当立法限定钱数，不许更增。&rdo;可见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后来糠米行等又提出：&ldo;乞不纳钱，依旧祗应&rdo;。就是说交了免行钱，也并不比科索好多少，那还不如不交了。而官府更是变本加厉地掠夺，造成&ldo;米行有当旬头曹斌者，经须索糯米五百石不能供至自雉经死&rdo;的惨剧。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往往是收了免行钱，而官府科索依旧，免行钱遂成为一种杂税。甚至金兵入侵中原都以&ldo;不签汝为军，不取汝免行钱&rdo;为口号，足见免行钱已为害到何种程度。可以说，在工商业者没有取得任何人身基本权利的条件下，此类向统治者交钱免役的乞求，常常并不能得到多少实际效果。

八是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颁行。目的是通过丈量耕地，清查出隐瞒的田亩与偷漏的税收。以全国耕地数而言，真宗时达五百二十余万顷，到仁宗后期竟只有二百二十余万顷，就是说各地至少隐瞒田亩达三百余万顷，其所偷漏的税收数目就相当可观。具体办法是：在每年农闲时丈量所有耕地，各县以千步见方为一丈量单位，登记造册，丈量完毕后，揭以示民，按土质定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

肯定派认为，此法推行于开封、京东、河北、陕西、河东五路，共清丈出二百四十八万余顷的耕地，约占全国征税田亩的百分之五十四，元丰五年全国耕地数为四百六十余万顷。有力打击了隐田漏税的豪强地主，也使&ldo;贫弱地薄而税重&rdo;的不合理现象得到一定的纠正，使负担有所均平。并准许民户使用山林陂塘而不加税，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国家田税的正常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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