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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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第1页）

我们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时候，正赶上瓢泼大雨……[41]同行的旅伴之一是市委书记博罗杜林先生，就是他跟我共同&ldo;体验&rdo;了新西伯利亚的夜晚。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在飞机上相遇，现在他已经很信任我了。他成功地为我们俩争取到一个四人间，并且把其他几个想找地方睡觉的讨厌旅客拒之门外。他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用平静的眼神注视着他们，然后说：&ldo;带着你们的行李，从这儿出去。&rdo;我想一定是这种语气透露出这个要求背后蕴藏的不可冒犯的权力，因为那些人都毫无怨言地默默出去了。

第二天早晨，大雨仍然下个不停……看来很难找到白天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车，没人能够保证当天往返。时间慢慢消逝，博罗杜林和我都为这种不确定性而感到烦躁，他决定另辟蹊径。他找到一部电话，摇了半个小时终于接通了，然后叫嚷着跟对方说了几句话。他不懈的努力见到了成效。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不知从哪里来了几个人，他们开着一辆卡车，看上去有些害羞。我们坐上这辆老旧的道格拉斯车，马达轰鸣，很快进入一条通往喀山（kazan）的道路，头顶的天空中有一层厚厚的乌云。我们没有把握能够到达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机场的负责人很清楚，没有我们，他的周末会过得安宁一些。

到喀山后，我们被仓促地安排到机场酒店。看情况，莫斯科当天好像举行了一场胜利阅兵仪式，机场已经停不下更多的飞机了。我们不得不在此滞留一晚。博罗杜林和我再一次抢到了最好的房间，所有的后来者都被我们拒之门外。

傍晚，我们坐在&ldo;商业自助餐厅&rdo;里，小店里放着两三张桌子，一个自助餐架，还有些已经不新鲜的蛋糕，价格都高得离谱。店里坐着一位中年女乘客，身穿一套入时的灰色旅行装，她虽然默不作声，但俨然已经将自己与我和博罗杜林划在了一个阵营，自视为旅客中最尊贵、最有影响力的人，似乎只要随便拨打一个电话，就能叫来一辆车带我们浏览整个喀山的美景。基于这种轻率的自吹自擂，她坐在自己的小桌旁，将餐厅的女孩叫到她面前。

&ldo;你知不知道，&rdo;她用不耐烦的语气问道，&ldo;在喀山到底从哪儿能叫到一辆车？&rdo;

我们的旅伴用冰冷的眼神看着服务员。&ldo;从内务人民委员会[42]。&rdo;女孩回答，说完她就迅速走开，去照看她的蛋糕了。

中年妇女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打了一个电话，但是一个小时过去了，汽车还没出现。我们决定步行出发，一直走到一个游乐园。天马上就要黑了，人群正在往那边聚集，去参加一种叫作&ldo;大众健走&rdo;的活动。我们从素昧平生的人手中借了二十戈比，在公用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决定让汽车开到游乐园来接我们。

我们买了一包瓜子，然后走进游乐园，但是很快发现这里太拥挤了，于是决定到城中心去转一转。我们沿着一条又长又宽的街道走下去，路两边栽满树木，一栋栋高大漂亮的建筑向路人表明这里是一座大学城。一些大楼已经改成了军队医院，伤病员们穿着苏联医院怪异的法兰绒病号服成群坐在花园里，一边怀抱着手风琴，拉着琴，唱着歌，聊着天，一边对铁栅栏外过路的姑娘评头品足。坦率地说，夏季的夜晚沿着伏尔加河畔漫步，悠闲地吃着瓜子，随意地吐着瓜子皮，真是一件非常舒服和惬意的事情。吃瓜子会让你体会到嚼口香糖一样平静而优越的感觉。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忘却了自己是一个外国人，忘记了自己正身处一个对所有外国人都毫不信任和心怀憎恶的国度。不过，我马上就清醒了。

我们看到一辆吉普车，那位女士认为车是来接我们的，但没等我们挥手示意，它就从我们身边开了过去。我们又步行着返回游乐园，又看见一辆车，果然就是先前遇到的那辆。当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亲自来了，还带了一个司机。他对那位女士表示热烈的欢迎，但跟我握手时脸上明显露出尴尬的神情。他拒绝跟我们同坐吉普车，宁愿步行也不愿意公然跟一个外国人坐进同一辆车……

第二天，我在那辆苏联道格拉斯卡车车尾的手提箱上坐了很长一段时间，眺望着喀山和莫斯科之间的森林和农场，努力把过去两个星期以来留有印象的事情搜罗到一起，记下来。

很显然，在这里，在我们脚下延伸出去的广袤平原上，生活着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民族：他们才华横溢，心地善良，魅力非凡，有着丰富的阅历；他们是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容忍残酷和粗率行为却又高度重视伦理价值的民族；是一个精力充沛、富于创意又具有强大耐力和活力的民族，他们深信自己一定会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积极有益的角色，并渴望这种梦想成为现实。

在他们和外部世界之间，横亘着一个无比残忍和充满猜忌的政权。这个政权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俄罗斯人民真正的财富是什么，哪些事情具有可行性，哪些事情具有危险性。这个政权把人民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下定决心绝不允许外部世界影响到他们。基于这个目的，其首要策略就是教育人民既不要惧怕外国强大的武力，也不要接受他们的帮助。苏联政府必定将自己塑造成世界上唯一正确、高尚、慷慨的角色，对所有持怀疑态度或者不顺从的人表现出理所当然的愤怒。正因为如此，其整个制度体系要力求避免本国公众的思想受到任何外国因素的影响，要把可能对苏联人民产生影响的外国政府或者个人的行动，转变成对苏联政府自身有利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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