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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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第1页）

●12月5日

下午去见了大使。最后，经他同意，我不再负责行政事务。

[9月在伦敦举行的外交部长会议不欢而散，此后国务卿詹姆斯&iddot;伯恩斯采取了更柔和的姿态，他打算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并提议制定一项防止核军备竞赛的协定。与伯恩斯相比，凯南和哈里曼认为这种努力实际上是美苏在&ldo;二战&rdo;期间协作关系的一种延续，对其能否奏效心存怀疑。］●12月7日今天早晨，我被召去斯巴索大厦（spahoe）[45]，发现大使的情绪很糟糕。他刚刚接到一封来自华盛顿的电报，大意是国务卿伯恩斯先生将在当天下午发布公告，宣布即将召开（外交部长）会议，并提醒会谈的内容将包括原子能问题。而这一点之前并没有跟苏联人说过，大使担心他们会因此心生怨恨。

●12月12日

阿特金森[46]上午来找我讨论会议的背景。我再一次感觉到，让一个像我这样对我们正在着手的重要事宜缺乏信心的人讨论这些真是太不合适了。

●12月14日

热闹的一天。我们期待着国务卿一行的到来。猛烈的暴风雪肆虐，一大清早，我就给苏联气象部门打电话询问天气状况，他们回复说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不可能也不会有飞机降落。大约十二点，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年轻官员打电话来通知我们，国务卿的专机已于十一时从柏林起飞，但苏联红军和机场的人说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下午一点半，我刚要去吃午饭，布鲁克斯&iddot;阿特金森进来说，他刚刚接到英国大使馆的通知，他们听说国务卿的专机已经折回柏林。我分析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所以就先回了家，悠闲地吃了一顿午饭。回到办公室后，看见同事正在接电话，是外交委员会的人打来的。来电者的语气听起来非常紧张，说国务卿的飞机马上就到了，随时有可能在中央军用机场降落。我问大使在哪里，他们说他已经去了二十公里外的城南某机场，因为他听说国务卿的专机可能在那里降落。我匆匆地找到霍勒斯&iddot;史密斯（horacesith），开着值班用车一起往中央军用机场赶去。暴风雪还在发威，地上白茫茫一片，让你无法分辨出哪里是天空哪里是雪地，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我们到达机场时，无线电广播车已经悄悄停在那里了，还有很多苏联车辆。我们被带到机场边上的一栋小楼里，两三个新闻记者随后也跟着进来了。几分钟后，我们听到飞机引擎的轰鸣声，随后看见一架四引擎飞机掠过了小楼的屋顶。我们冲到外面的平地上，风雪减弱了一些，能见度也提高了。迪卡诺索夫[47]带着一名助理和内务部的一些人站在那里。有人举着两根铁杠子，上面悬挂着苏联和美国国旗。驾驶员想方设法让飞机平稳着陆，但飞机显然马力不足，在跑道上滑行了一段距离，停到我们面前。机场工作人员迅速上前在雪地架起旋梯，我们跟随着苏联接待人员一同迎过去。国务卿穿着鲜亮的外套，没有穿罩靴，走下旋梯后站在深雪里向欢迎的人群问好，并通过扩音器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寒风呼啸着从人群中吹过。我迅速把国务卿带到距离最近的空车上，又载上本&iddot;科恩[48]和侍从武官，开往大使官邸。凯西[49]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热饮和汤羹，陪着他们应酬，直到大使从机场匆忙地赶回来。之后，我回到办公室整理材料。

国务院发来的一封电报彻底激怒了我，电报中要求我们去邀请苏联政府参加明年3月的会议，解决降低双方关税的问题。我花费了一整晚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长电，详细地阐述了我们不应该邀请苏联与会的原因。

●12月17日

在大使官邸吃午饭，我与国务卿相邻而坐，这让我有机会向他陈述我们遇到的一些小困难。

波伦[50]和以赛亚&iddot;伯林[51]来吃晚饭，我们一直聊到夜里一两点。毋庸置疑，伯林是莫斯科最见多识广、最聪明睿智的外国人，他说在这次访问中他学到最重要的事情是：（a）年长者和年轻人的观点仍然存在冲突；（b）对年轻人而言，让他们感到在苏联体制下能得到充分的经济保障至关重要；（c）马克思主义教条理论对苏联人民思想和行为上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他非常赞成我的观点，我们都认为从现在起，美国的政策要想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必须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

伯林坚信，苏联人认为他们与西方世界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因此在制定政策时皆以此为基础。我问他苏联人是不是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如果这种冲突爆发，那也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战略和他们坚持认为冲突不可避免而导致的。他回答说苏联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坚持认为是社会力量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他们会说，也许我们这些外交官和政治家以为自己对苏联很友好，但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他们依然是存有敌意的，只是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而已。

●12月19日

下午应大使邀请去参加外交部长会议，不幸的是会议最终变成了两次碰头会，每次时长只有五分钟到十分钟。

贝文[52]看上去对整个议程极其不满，他的表情告诉每个人：他不愿意参加这次会议。他从一开始就不想来莫斯科，因为他知道这次会议最终会一事无成。苏联人了解他的立场，但仍然希望从他身上尽可能地榨取利益。至于伯恩斯，在贝文的眼中，他就是一个狂妄自大不可靠的爱尔兰人，跟他做码头工人和工头儿时认识的那些人一样。伯恩斯经常忽视英国人的感受，对英美关系也漠不关心。他自己构思了整个会议的内容，随即与苏联联络，在此之前没有向英国人透露一个字，甚至都没有告诉英国即将举行这样一次会议。伯恩斯之前已经冒犯过英国一次了，因为他把埃瑟里奇报告[53]的副本直接送给了苏联而没有送给英国大使馆，而英国大使馆还曾向埃瑟里奇开放相关文件，当时埃瑟里奇正在莫斯科访问，那次访问在很大限度上是由英国人促成的。最重要的是，伯恩斯来莫斯科后将一份关于核问题的文件交给了苏联，而那些跟美国一道保守核工业秘密的国家对这份文件一无所知，而且这件事就发生在艾德礼[54]访问华盛顿并与总统会晤的六个星期之后。当时贝文就对伯恩斯的做法提出了抗议，他认为在得到英国和加拿大政府批准之前，不能向苏联提交任何相关文件，伯恩斯答应给他两天时间，在今天‐‐星期三‐‐之前向伦敦提交这份文件，以便获得英国内阁的批准。贝文确信他得到了伯恩斯的保证，后者在此期间不会再把任何东西交给苏联，实际上伯恩斯的话也不能另作他解。然而就在星期二的晚上，伯恩斯在没有知会英国的情况下，就把文件给了苏联人。贝文只能把这次被骗的经历当成一场教训，为此懊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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