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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诗文只讲究平仄即可,而歌词则既&ldo;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rdo;,如不烙守音律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严格规定,那么所作歌词&ldo;则不可歌矣&rdo;,这样的人作为歌词作者,即使&ldo;学际天人&rdo;,也是不称职的。要想称职,必须首先弄清词是&rdo;别是一家&rdo;的,与诗很不一样,它们必须各立门户的道理。在这个基础上,作者还进一步强调,词还要有&ldo;铺叙&rdo;、要&ldo;典重&rdo;,既不能象秦观那样&ldo;专主情致,而少故实&rdo;,也不能象黄庭坚那样&ldo;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暇,价自减半矣。&rdo;
以上是李清照在其《词论》&ldo;文本&rdo;中直接论述到的关于诗、词的主要区别之点。对此,她从理论上作了明确的、反复的强调。但对于诗和词别一方面的主要区别,即二者在题材内容方面的差异,在现存《词论》&ldo;文本&rdo;中,没有明确的、直接的论述,但在李清照的创作实践中,其诗、词的题材内容则敻不相埒。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难设想,即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中所录&ldo;李易安云&rdo;,并非全文。其阙文一则可能在论述诗,词题材之别的段落上;一则又可能在&ldo;价自减半&rdo;的戛然而止处。后者的内容,显然不便妄测,试对前者拟补如下:诗、词之间,除了《词论》中着重强调的音律,即形式方面必须严加区别外,后面提到的对于词在情致、铺叙、典重、妍丽、丰逸等方面的一系列要求,均取决于内容,而内容如何又往往取决于题材。实际上李清照对于诗和词在题材内容方面的规定十分严格,可以说她为二者划了一条很深的鸿沟。比如她的诗的题材内容几乎都是关系到社稷江山和兴观群怨的,偶尔写了一首被认为&ldo;甚工致,却是词语&rdo;1的《春残》诗(诗云:&ldo;春残何事苦思乡,梦里梳头恨最长。梁燕语多终日在,蔷薇风细一帘香&rdo;),基本也没有超出《论语&iddot;阳货》所规定的兴观群怨和&ldo;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rdo;的范围。
至于其词的题材内容,所涉及的或是伉俪亲情,或是离怀别苦,或是私生活方面的隐衷。即使后期的个别词中带有一定的家国之念,她也将其托之&ldo;酒朋诗侣&rdo;、闺事闺情出之,绝无直抒壮怀之篇。至于李清照在词的题材内容方面,严把私房门的做法是否完全可取,那是尚须另外探讨的问题,但如果在《词论》中,读不出作者对于诗、词题材的严格分工,那就势必造成对其作品(主要是词)的误解,甚至曲解。比如她的《声声慢》,如果把它理解成借惟悴的黄花、雨中的秋桐和不再为她捎书的鸿雁,表达其中年被疏无嗣的隐衷,就很符合作者对于词的题材规范,而象以往那样,大都把这首词说成是表达恢复无望的苦闷,从而把&ldo;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rdo;三句,等同于朱敦懦南渡以后写的&ldo;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rdo;2等句,把&ldo;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rdo;诸句,说成与张炎的&ldo;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rdo;3一样,都是表达对时事的忧伤云云,这种种说法,无疑都是牵强附会的,因为这远远超出了李清照为其词所规定的题材范围。如果细读一下其《词论》,就会知道,这样人为地拔高李清照,恰恰违背了她对于词的理论主张。
同时还应该看到,《词论》对于词在格律方面迥异于诗的独特要求,无疑是基于时人对于词合乐、应歌的现实需要;而李清照对于词的题材内容的1陆昶编《历朝名媛诗词》卷七,红树楼藏版。
2朱敦儒《临江仙》。
3张炎《清平乐》。
界定,则无异于强化了词的自身特色。她从两个方面所花费的苦心,集中到一点,就是她不遗余力地为词争取生存权,如果没有李清照对于词之为词的特质的强化,那么在已经出现的&ldo;以诗为词&rdo;、&ldo;以文为词&rdo;,以及对词的格律屡屡有所突破的现实面前,词不但会处在作为&ldo;诗余&rdo;的名实相当的附庸地位,久而久之,随着其自身特点的弱化和消失,在失去其独立存在的必要性之时,也就是其被诗取代之日,然而词在以后的岁月中,不管出现了什么样的为李清照所始料不及的生存环境,它不仅没有消融于诗,反而在面对着比唐诗更加纷坛势众的宋诗面前,出&ldo;人&rdo;头地。宋词的出息,固然非借助于清照一人之力,但在它争执牛耳的过程中,李清照以其理论和创作的双重业绩,立下了头功。
三、《词论》的偏颇以上对《词论》的肯定,并不意味着看不到它的偏颇和其它不足之处,又因为现存《词论》非系原貌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其理论与创作之间的扦格不入之处、其&ldo;文本&rdo;自身不尽密合之点,以及包括现存&ldo;文本&rdo;的主要论点、论据在内,均有可议之处,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两方面:
(一)
对音律的要求有细琐过苛之嫌在第二章中已论定,《词论》系作于大观年间(1107‐1110年),当时李清照只有二十六、七岁,又身处远离汴京的青州,其论著中对于音律的理论要求,与其作品的能否及时付诸管弦接受实践的检验,当系两回事。她在词的音律方面提出了一些他人未曾有过的严格要求,不仅一般词家难以做到,就是《漱玉词》也只能做到讲究平仄,而无法处处烙守阴阳四声,甚至有的词协韵颇宽,以至采取通叶。如她的《瑞鹧鸪》词,上片三韵&ldo;都&rdo;、&ldo;奴&rdo;、&ldo;枯&rdo;属虞部;下片二韵&ldo;真&rdo;、&ldo;新&rdo;属真部,被认为与词体不合。还有她说晏、欧、苏的&ldo;小歌词&rdo;&ldo;皆句读不茸之诗&rdo;,亦与现存事实不符,比如《东坡词》虽有&ldo;曲中缚不住者&rdo;1,但那是&ldo;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rdo;2。至于晏殊、欧阳修的传世之词对于词律则是相当考究的。因此,王国维曾特意从音乐效果方面褒美欧词,称其《蝶恋花》(面旋花落)为&ldo;字字沉响,殊不可及&rdo;3。又如她还说:&ldo;《玉楼春》本押平声韵&rdo;,实际作为词牌名的《玉楼春》是因&ldo;花间&rdo;词人顾敻有&ldo;月照玉楼春漏促&rdo;句,因以得名。又名《惜春容》、《西湖曲》等。双调五十六字,上下阕各四句,三仄韵。此调在五代和北宋时,未见有如《词论》所云&ldo;押平声韵&rdo;者。除了这类或疏或脱的问题外,《词论》对音律的过分强调,还说明作者只看到音律在歌词传播中相辅相成的正面作用,而尚未认识到它对歌同的束缚,从而把苏拭的具有革新意义的尝试,说成是&ldo;皆句读不茸之诗&rdo;,这不仅表现了在传统面前的不应有的拘泥,恐怕还有意无意地助长了&ldo;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rdo;1的偏重形式的倾向。在这种词学思想指导下,清照有的词作,如寿词和个别咏物词,几近&ldo;无谓&rdo;之什。
(二)
对词人的批评有挑剔不实之处应该说《词论》对其所涉及的问题,所抱态度,基本正确,如对&ldo;郑、卫之声&rdo;的批评、对柳永《乐章集》得失的判断,尤其是批评黄庭坚&ldo;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rdo;,可谓切中要害,极有见地。这是《词论》的主流。但是它在非主流方面也存在着不应忽视的问题。梁启超曾针对李清照《词论》对王安石的批评,以其《桂枝香》(登临送目)为例,提出了不同看法:&ldo;李易安谓介甫文章似西汉,然以作歌词,则人必绝1《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晁无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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