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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1页）

人民法庭十分明确地揭露了煤矿公司对这一事件应负的责任。萨特在他那有力的控诉词的最后总结了法庭辩论：&ldo;因此我，提议作如下结论：该厂主‐‐国家在1970年2月4日犯有谋杀罪。而这一谋杀罪的执行者就是六号矿井的负责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因此他们同样犯有蓄意杀人罪。他们蓄意提高产量而不顾工人的安全;他们把物质对象的生产放在高于人的主命的位置上。&rdo;下一个星期一，那六名受到审判的所谓纵火者被判无罪。

在这之前不久，萨特除了担任《人民事业报》主编，还负责编辑另外两份左派报纸：《一切报》（vlr的喉舌）和《人民之声报》。

1971年

元月初有两大案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一个在苏联的列宁格勒，另一个在西班牙的伯戈斯。1970年12月16日，十一名苏联公民‐‐一个乌克兰人，一个俄罗斯人，九个犹太人‐‐

在列宁格勒法院受审。他们策划劫持一架飞机逃离本国，但消息败露了，

6月15日到16日晚间，在开始行动之前，他们在几个城市同时被捕。他们之中有两人被判死刑，一个是库兹涅佐夫，劫机的策划者;一个是迪莫西奇，他是领航员，如动机成功机组人员被控制并带下飞机时，他负责指挥飞机的飞行。有七名被告被判十到十四年苦役，另外两名分别被判四年和八年1。

1971年1月14日，巴黎召开了一个大型集会声援他们，萨特出席了大会，洛朗&iddot;施瓦茨也参加了，马登奥尔和我们的犹太朋友伊莱&iddot;本&iddot;盖尔也都在场。他们一致谴责苏联的排犹主义。

在伯戈斯的这个审判是针对几个巴斯克人的，他们是eta的成员，佛朗哥控告他们秘密策划反对国家。吉泽尔&iddot;阿里米作为观察员出席了这个审判，写了一本记述这一审判的书，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她请萨特写一篇序，萨特欣然同意。他对巴斯克问题作了说明，介绍了他们的斗争，特别说到eta的历史，在全书中他充满义愤地谴责了佛朗哥政府对人民的镇压，

特别提到伯戈斯案审判采用的方式。在序言中，他还借用一个具体的实例发展了一个他认为至关重要的思想：抽象的普遍性‐‐这是统治者们所参照的‐‐和特殊的具体的普遍性之间的对立，后一普遍性是由血肉之躯的人所组成的人民体现出来的。他认为，被殖民者的反抗，不管是从外部还是从内部，都要发展后一普遍性，它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从人们的处境、文化和语言中去理解他们，而不是把他们作为空洞的概念。

与一个中央集权的抽象的主义相对立，萨特主张：&ldo;另一种社会主义，

即非集权的具体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巴斯克人所独具的普遍意义，eta正确地用它来反对压迫者的抽象的中央集权制。&ldo;他说，我们应该完成的事情是，让&rdo;社会主义的人立足于他脚下的土地、他的语言甚至他的被更新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只有这样，人才会逐渐使自己不再变成他自己产品的产品而最终成为人的儿子。&rdo;

由同一观点出发，两年后萨特把《现代》杂志的一期（1973年8～9月号）作为专刊，专门论述了布列塔尼人、奥克人和全国所有被中央集权制压迫的少数民族问题。

盖斯玛关押在桑特。他本人的监禁条件还算是比较优待的，但他同其他政治犯联合起来，通过绝食斗争要求改善普通囚犯和他们自己的关押条件。一些左派也决定搞绝食斗争来支持他们。一位思想进步的神甫在蒙巴那斯火车站的圣贝尔纳小教堂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庇护所。米歇尔&iddot;维恩也参加了绝食斗争，萨特经常去看望他们。三星期后，他们停止了绝食斗争而准备去见普勒文，萨特同他们一起去了。由于他们的身体太虚弱，他们先坐车到歌剧院广场，然后走到旺多姆广场。他们要见司法部长，但普勒文拒绝见他们。

1迪莫西奇和库兹涅佐夫没有被处死，爱丽舍宫施加的压力无疑是起了作用的。1973年库兹涅佐夫的《一个死刑犯的日记》手稿被送到巴黎‐‐它在法国出版并引起人们极大的反响。1979年4月，库兹涅佐夫、迪莫西奇和这个密谋团体的另外三名成员被苏联当局与两名在美国被逮捕的苏联间谍作交换释放出境。

后来，普勒文作了让步，他对那些参加绝食斗争的囚犯们实行了特殊饮食制，并许诺改善普通囚犯的状况‐‐当然，这许诺根本就没有兑现。

2月13日，萨特被他的毛主义者同志劝说去参加一个有点愚蠢的冒险活动‐‐占领圣心教堂。在一次&ldo;红色援助&rdo;组织的示威活动中，一个名叫里查尔&iddot;德萨耶斯的vlr战士，被一枚催泪毒气弹毁坏了面容。为了唤起公众舆论，&ldo;无产阶级左派&rdo;决定占领教堂。他们指望夏尔主教会同意他们这么干。由让-克洛德、韦尼埃、吉尔贝、卡斯特罗和莉莲&iddot;西格尔陪同，萨特前往教堂‐‐教堂里还有一些礼拜者‐‐并要求见夏尔主教。接待萨特的那个神甫说，他可以转达萨特的要求。一刻钟过去了，这神甫还没有出来。然后所有的门都关闭了，只留了一扇门没有关，示威者们‐‐此时已有相当多的人了‐‐发现他们受了骗。共和保安队的宪兵从那个仍开着的门进来了，不问青红皂白殴打每一个人，卡斯特罗和韦尼埃保护着萨特和莉莲把他们带到一个角落里躲避。后来他们又把萨特和莉莲带出教堂，用莉莲的车子送他们到一家咖啡店。过了一阵子，他们返回来说，冲突非常激烈。一个青年人的大腿被栅栏的尖铁刺穿。当晚我和西尔薇见到萨特，他觉得这整个事情很糟糕‐‐它只能使左派战士泄气，他们在前几天的一次示威活动中已经受到严重的棍棒伤害。2月15日，他和让-吕克&iddot;戈达尔为这一事件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报纸以很大篇幅作了报道。2月18日，萨特退出&ldo;红色援助&rdo;，他认为毛主义者变得大讲求权力了1。

几天后吉欧特事件爆发。吉欧特是个中学生，他被诬告袭击了一名警察，

并以严重犯罪为名被拘捕。中学生们群起抗议，他们几千人坐在拉丁区的人行道上，好几辆警车在那里严阵以待。后来吉欧特被宣判无罪，但巴黎街头的气氛仍然十分紧张。墙上到处都有德萨耶斯的被毁容的大照片。3月中旬，极左分子和新骑士团发生非常激烈的冲突，许多警察受伤。

萨特密切注视着所有这些骚乱和不宁。他的身体看来非常好。他继续修改《家庭的白痴》的校样，他也参加《现代》的每一次会议，会议在我的房间进行。

4月初我们去圣保罗‐德文塞。萨特同阿莱特乘火车去，我和西尔薇驱车前往。我们住的旅馆在这小城的入口处‐‐这小城白天嘈杂，旅游者很多，但一早一晚却十分安静，它与我们的记忆中非常美好的印象完全相同。萨特和阿莱特住在一处，我和西尔薇住在花园尽头的一栋小房里，花园里栽满了柑桔树。卧室很大，通到一个很小的阳台和一间很大的起居室，起居室有着白色的粗灰泥表面的墙和露在外面的屋梁;墙上挂着考尔德的美丽的色彩强烈的画。这房间有一个长木桌，一个长沙发和一个餐具柜;房间面对着花园。我和萨特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们喝着苏格兰威士忌，谈着话。我们晚上只吃一些香肠或一大块巧克力。而午饭我和他则到附近几家较好的饭馆去吃。有时我们四人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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