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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1页）

第四章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称得上是15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探险活动，是世界航海史上极为辉煌的一页。郑和船队在向非洲东部赤道以南沿海的航行中，曾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岛，那儿离好望角已经不远了。1487年（相当于明代的成化二十三年），一支葡萄牙舰队在巴托罗缪&iddot;迪亚士的率领下，从红海南下才到达马达加斯加岛的对岸，发现了好望角，但比郑和船队要晚七十余年。郑和远航西洋的年代，还比1492年（弘治五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了近九十年：比1498年（弘治十一年）葡萄牙人达&iddot;伽马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早了九十多年；也比1515年～1522年（正德十年到嘉靖元年）葡萄牙人麦哲伦环球航行早一百多年。郑和船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航船队，比1588年（万历十六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还要庞大。无论是从组织的健全还是装备的精良等方面来看，在当时均属无与伦比。对此，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就曾指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其他亚洲国家更为出色，甚至也比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都更为杰出，以至于所有的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的海军相匹敌。

郑和下西洋所用的大型宝船长44，4丈，阔18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巨舶。郑和船队通常拥有六十余艘宝船，连同中小船只在内，共计二百余艘。这样大型的船队，由宝船、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等多种不同用途的船只所组成。船队的人员一般均在2，7万人左右，配备相当齐全。有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使臣的舍人，掌管粮饷和对外贸易的户部郎中，负责医务的医官、医士，负责观察星象和掌握气象变化的阴阳官。各船还有旗军（掌军旗者）、火者（掌罗盘、航海图者）、番火长（外国领航员）、舵工、通事（翻译）、办事（商业人员）、书算手（财会）以及各类修理工和船工、民工人等，大体可分为指挥、航海技术、军事和后勤4个系统，组织分工严密精细，井井有条。船上满载着航行途中的各类生活必需品、军火器械以及作为贸易品和馈赠品的丝绸布匹、陶瓷器皿、麝香、金银制品等。相形之下，稍后的欧洲船队远远不能与之相比。达&iddot;伽马前往印度时率领的葡萄牙船队，由160名船员组成，仅有4艘轻便快船，最大的也不过120吨，其次为100吨，最小的只有50吨；哥伦布航行美洲，所率水手仅88名，驾驶的船只仅3只帆船，最大的&ldo;圣玛丽亚&rdo;号是100吨，另两只分别只有60吨和50吨：麦哲伦1519年环球航行时，率领265名船员，分乘5艘帆船出发，其中，130吨的两只，90吨的两只和60吨的一只。这样的规模，自然无法与郑和船队的庞大规模相比肩。

从郑和下西洋的史实来看，明朝政府在遴选外交人才方面是相当有眼光的。之所以选择郑和，不仅是因为他深得明成祖的信任，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具有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的双重身份。据史书记载，郑和是回族人，其祖父和父亲都曾到过天方（麦加）朝觐，被称为&ldo;哈吉&rdo;（意即巡礼人），与阿拉伯商人有过一些接触，对西亚的风土人情和商务状况亦略知一二。另外，郑和还在永乐元年（1403年）得到明成祖朱棣的亲信、高僧道衍（即姚广孝）的召引，接受了菩萨戒，成为佛门弟子，法名&ldo;福善&rdo;。从此，人们又称他为&ldo;三宝太监&rdo;。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得郑和作为外交人选，具有与西洋各国的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相互交往的便利。因为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东南亚一带有不少国家均信奉佛教。如当时的暹罗、真腊、锡兰、古里等国，佛教徒均占到居民的90％以上。而且，自唐宋以来，伊斯兰教的势力也已逐渐向东扩展，西洋各地的商业活动，大多被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所操纵。在明代的西洋各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当多，如南亚居民信此教者约占70％，中亚、西亚的阿拉伯诸国，更是伊斯兰教盛行。由此可见，选择郑和作为外交人选，显然是相当明智之举。事实也证明。以宗教作为维系感情的精神纽带，确实是深谋远虑的决策。譬如，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奉命在锡兰设立刻有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的布施碑。这一&ldo;锡兰山寺碑&rdo;以三种文字刊刻，向三大宗教布施，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宗教问题的宽容。特别是它在海外宣传了中国对亚非各国信仰佛教的尊重，有利于提高明朝的威望。

从主观上看，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是想提高他在海外的威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其着眼点是对外宣扬威德。因此，郑和等人对于海外诸国，不论国家大小，一视同仁，所到之处，感之以理，服之以德。他在历次出使途中，每到一地，均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敕，其次则对其王、妃、臣僚等加以赏赐。随后，当地国王或酋长或有所贡纳，或与郑和一行交易货物土产。郑和船队虽然拥有人数众多的精锐部队，但从不以大国兵威去欺侮或掠夺海外诸国。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只有三次诉诸武力。第一次是在旧港擒获海盗陈祖义。旧港位于今印度尼西亚，原名三佛齐，是由南海进入印度洋的交通要道。洪武年间，广东潮州人陈祖义因犯事举家逃来旧港，投奔渤淋邦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为将。国王死后，他纠集一帮海盗，自封为酋长，劫夺过往商船财物。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自西洋凯旋，途中遣人招谕陈祖义，祖义诈降，潜谋邀劫。当地人施进卿密告郑和，郑和遂出兵擒斩陈祖义。并赐施进卿冠带，归旧港为大头目，以主其地。不久，又敕封其为旧港宣慰使。郑和此举为邻近各国除了一大害，也为明王朝与西洋各国的友好往来打开了海上信道。从此以后，不仅郑和船队在海上再也没有受到海盗的攻击，而且东南亚一带长期存在的海盗问题也基本上得以肃清。第二次动用武力是在锡兰擒获有心劫夺的国王亚烈苦奈儿。亚烈苦奈儿在当地经常邀劫过往使臣，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即曾到过锡兰山。傲慢不敬的亚烈苦奈儿，就对郑和蠢蠢欲动，意图谋害，因被郑和及时察觉而没有得逞。郑和第三次出使回朝途中，再过其地。亚烈苦奈儿见财眼红，顿起邪念，诱骗郑和至其国中，令太子纳颜强行索要金银宝物，并发兵抢劫船队。郑和得知虚实之后，当机立断，指挥步卒两千余人，出间道乘虚攻拔其都城，一举擒获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头目，然后启航将俘虏带回中国。稍后，明成祖宽大为怀，将他们遣返回国。第三次动武是在苏门答刺擒获伪王苏干剌。此次冲突肇因于苏门答剌国内的政治矛盾，郑和为了自卫，也为了帮助苏门答刺平定内乱而不得不诉诸武力。当时，郑和奉使来到苏门答刺，赐其国王宰奴里阿比丁彩帛等物。苏门答剌前伪王之弟苏干剌，正要篡夺宰奴里阿比丁的王位，见此情状，遂迁怒于明朝使臣，怨恨后者不曾对自己颁发赏赐，于是领兵数万邀杀明军，郑和率众应战。结果，苏干剌败走，郑和追至南勃利国，将苏干剌及其妻子俘获，并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献于行在。显然，这三次使用武力，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付诸实施的。而且，即使是自卫成功，也从不攻城掠地，常常是在惩戒了来犯者之后，又主动设法与该国创建正常的友好往来。这一点，是明代前期处理对外关系中比较成功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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