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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1页）

11月，他开始了一项非常吸引他的工作‐‐同两位左翼朋友彼埃尔&iddot;维克多和菲利普&iddot;加维进行一系列谈话。在这些谈话中，他将叙说他的政治经历，试图阐明1968年以来左翼思想的现状。这些谈话后来以《造反有理》为题发表。

他的两位对话者是盖斯玛两年前给他介绍的，彼埃尔&iddot;维克多‐‐贝利&iddot;莱维是他的真实姓名‐‐是一个年轻的埃及犹太人，他学过哲学，在巴黎高师读过书。他是马列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后来他同盖斯玛一起，领导&ldo;无产阶级左派&rdo;直到它解散。他已经同萨特谈过多次话，萨特对他的评价很高，被他的青春朝气和战斗精神所吸引。1977年，在一篇发表于《解放报》上同维克多的谈话中，他谈到这一点：

萨特：1970年春，我同你一起吃过一次午饭。维克多：你当时想到的，你将去见面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萨特：我猜想，你可能是像有钱的阿飞那一类稀奇古怪的角色。??要同你见面的那一上午，我充满了好奇心，那是由于人们对我说起的你是??一个神秘的人物。

维克多：你看到我时你觉得我是??

萨特：我见到了你;你立即讨到我的喜欢，在我看来，你显得比我以前所遇到的大多数政治人物、特别是共产党人都要聪明得多、自由得多。我非常看重这一点：你不反对谈谈较少政治色彩的话题。简而言之，你愿意超越谈话的主题，这是我同女性谈话时所喜欢的地方。‐‐谈谈哪儿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在男人之间是很少有的。

维克多：你一点儿不把我当成一个领导者，也一点儿不把我当成一个男人。

萨特：你毕意还是一个男人;但你有些女性特征。我喜欢的正是这一点。维克多：从什么时候起你对我们之间进行理论上的重大讨论有了兴趣?萨特：这种兴趣是逐渐产生的。??我同你的关系有一个逐渐的变化。??我们之间有真正的自由‐‐把一个人的立场置于危险之境的自由。加维是一个年轻的记者，他为《现代》写了一些有趣的文章。他属于&ldo;革命万岁&rdo;组织‐‐一个比毛主义者较少教条主义而较多无政府主义的运动‐

‐萨特在它的报纸《一切》当过一段时间的编辑。萨特同样很喜欢他。萨特很高兴通过一本书将他与毛主义者的关系具体化，由此，他可以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得到更新。一天晚上，他显得十分兴奋，对我和博斯特说，他同这两个青年人的友谊使他感到自己也年轻了。他只是遗憾自己的年龄无法使这一友谊带来丰硕的成果。1972年12月，他在同维克多的第一次谈话中说到这一点：

&ldo;1968年运动的到来对我说来有点迟了。如果它是发生在我五十岁的时候，那可能更好一些。??对于一个有名声的知识分子说来，实现所有那些要求他干的事情，把它们干到底，最好是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例如，我不能把示威游行坚持到底，因为我的一条腿有毛病。又如，给奥凡奈送葬，我就只能走全程的一小段。??

&ldo;我曾经并且还将说明我同你们在一起的客观原因。从主观上讲，有一个原因是，毛主义者的要求使我感到自己又年轻了。??不过，一个人过了七十岁，还想同搞活动的人们搅和在一起，他就得准备坐在一只折叠椅上让人用车带到这儿或那儿。他对任何人都是一个累赘，年龄把他变成一个花瓶。??我说这话并不伤感;我有过一个十分充实的生活，我是满意的。??&rdo;我很满意你们同我的关系。当然，我对你们有益才意味着我存在。我对此完全赞成。但是当我们要共同进行活动时，就有了友谊，即一种超越我们所从事的活动的关系，一种相互的关系。??这是我同你们的关系的深刻意义。对我说来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对我提出置疑，我也怀疑自己并站到你们那一边，这样，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是在帮助建造这样一个社会：那里仍有哲学家，但他们是一种新型的人，是劳动知识分子;他们会自问：

&lso;人是什么?&rso;&ldo;这些谈话唯一不好的结果是：为了持续到下午两点，维克多和加维吃夹心面包、喝红葡萄酒;萨特平日午餐要晚一点，他也喝了一点酒，但不吃什么。毫无疑问，这是他晚上精神状态常常不佳、想打瞌睡的原因。元月，维克多和加维的朋友莉莲&iddot;西格尔请他们务必让萨特少喝一点，虽然不须预先给他打招呼。他们这样做了，后来萨特就不再打瞌睡了。

维克多和加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萨特对此也深感兴趣‐‐创办一份称作《解放》的报纸。12月6日，在《解放报》报社的新办公地，布列塔尼街14号，萨特参加了这个报纸的筹备会议。加维说明了报纸的纲领，它将于2月份问世。萨特说了他干的事情，&ldo;无论什么时候需要我写文章，我一定写。&rdo;萨特批评了《人民事业报》最近一期的头版标题《断头台，但不是图维埃尔》1，显然，如果把图维埃尔释放了，这是不能接受的。但他曾被判处徒刑，没有判死刑;况且，要把他送上断头台，这也没1图维埃尔是&ldo;保安队&rdo;的成员。他在1945年和1947年被判处死刑，后来在1949年因盗窃，两次分别被判五年徒刑和十年流放。作为战争罪犯，他刚刚被蓬皮杜赦免，因为这方面有法律规定，但没有赦免刑事罪。这样，不可能要求判他死刑，但可以判处徒刑和流放。

1973年

1月4日又开了一次筹备会。1973年2月7日，萨特同意在电视系列节目《透视》中接受对他的采访，为的是介绍《解放报》。尚塞尔想让他谈谈自己的生活和著作，这样比较适合这节目的性质。但萨特巧妙地避开他的问题，把谈话引回到他唯一感兴趣的话题‐‐《解放报》。不久，仍然是为了介绍《解放报》，他去里昂参加一个集会，回来后十分高兴此行的效果。我同他又去里尔参加一个集会。这个集会在一个对着主广场的大会堂中举行。有很多人参加，他们多数是青年。萨特和另外两位演讲者阐说了《解放报》的宗旨。听众热烈参加讨论，他们谈到各种丑闻，要求《解放报》予以揭露。

2月初，《解放报》在靠近庞丹门的社址开业。萨特发了八十张请帖并设了一席丰富的冷餐，但是‐‐我们至今搞不清楚为什么‐‐几乎没有人来，在场的都是《解放报》的工作人员。快到七点钟，居尼、布莱恩和穆卢德杰来呆了一会儿。

萨特还做了不少工作。1973年1月，他写了一篇通讯发表在《世界报》上，内容是关于监狱，&ldo;这个制度使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集中营世界里。&rdo;他在布鲁塞尔一家杂志《司法》的采访中，谈到阿朗达的事情，布律埃-昂-阿尔图瓦事件，米歇尔&iddot;富柯的立场和中国的司法。他为奥利维埃&iddot;托迪的书《穷汉》写了一个序1，这书是朱利亚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半个原野》的重印本。他对该书的历史背景‐‐1955至1956年的摩洛哥形势‐‐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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